□孔子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之我见□
秦建平
（安徽省芜湖市档案局）
[内容摘要] 文章通过档案文献编纂在孔子一生中占了重要位置这一历史史实出发，分析了孔子热爱档案文献编纂的动因和效果。作者认为：孔子通过档案文献编纂的实践，有三个成果，即：1、整理了我国古代的档案文献。2、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理想。3、首创了编年体的历史著作。文章还分析了孔子在档案文献编纂实践方面的特点：重视档案文献的研究，吸取前人经验；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十分重视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追求文字表达的效果。
有学者认为：“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是由史官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提出来的，而史官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由于知识结构的缺陷，只能在他们最为熟悉的文献整理和编史修志领域有所建树，而对档案工作的其他领域则甚少涉及。因此，这一时期的档案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①诚哉斯言！我认为，作者所论述的“孕育时期”应该指的就是夏商周时期，即所谓“三代”，而其中的杰出代表应该就是孔子。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在教育和思想方面取得的成就，应该说，与他从事过档案文献整理和编纂有关。包括他的教材、他的理论都得益于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编纂。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很大程度上是实践他整理和编纂档案文献的体会。何以见得？
一、 案文献编纂在孔子一生中占了重要位置
作为儒家思想的倡导者，孔子毕生遵循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语见《孟子·尽心上》）的人生信条。他曾做过“委吏”（司会计），也做国“乘田”（管畜牧），后来由鲁国中都宰升为司空，再为大司寇，后行摄相事。在他七十三年（公元前551—前479年）的生涯中，“求仕”成功，就在仕途上发展，仕途上失意或“求仕”不成，就退而修书，整理档案文献，而且在整理档案文献中寄托他的政治理想，寻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如同他在赞同蘧伯玉时所说的那样：“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十五》）。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序说》中说：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阳虎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哀公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在他的晚年，他还表示：“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语见《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上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述。也就是说，在他的晚年，孔子仍然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档案文献的整理、编纂和研究之中，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孔子在档案文献的编纂和整理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也是令人敬佩的。成语“韦编三绝”，说的就是孔子的故事。《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韦编三绝”现在是一个成语，说的就是孔子晚年爱读《易》，翻来覆去的读，竟使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好几次。现在泛指勤奋读书。
二、孔子档案文献编纂的动因和效果
《史记•孔子世家》介绍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也就是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这类礼仪方面的事。成年以后，他与鲁国南宫敬叔一起去拜访老子（老子是周朝的“守藏史”，即管理图书的官，当时的图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档案），去学习礼仪、典章、制度的，可是，他看到“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一方面他们在守藏室看到一些以前没有见到过的秘籍、珍本；另一方面，他们也感觉到守藏室保存的典册文物，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丰富，甚至在鲁国公室书库里有的卷帙，周守藏室里竟然没有。“《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要充分的发挥“六经”的教化作用，必须“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语见《礼记·经解篇》）。所以，才有了孔子“修《诗》、《书》、《礼》、《乐》”，“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作《春秋》”这样一些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工作。
孔子进行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整理了我国古代档案文献，并以此为教材。《档案学概述》中说：“春秋时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孔子曾利用夏商周和春秋时的档案文献，编成六经，即尚书、春秋、易经、礼经、诗经和乐经，作为教育学生的素材，传授给三千弟子，培养出七十二贤人”②。
2、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在《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说的就是孔子惜未与“三代之英”共世，但很是向往。具体来讲，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这六个人就是孔子心目中的楷模，“礼”是维护贵族统治秩序不可逾越的规范、界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成语有“告（读‘顾’）朔饩（读‘细’）羊”，现在喻为“糊差事”。《论语·八佾》中有“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就连这样“糊差事”的“告朔饩羊”，他也将它上升到“礼”的高度，不容取消。孔子在档案文献编纂和整理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档案文献，掌握了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语•为政第二》：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还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这是孔子在档案文献的编纂和整理中得到的启示，正是在他对“三代”历史的研究中得出了他的结论，就是要追随“三代之英”，“克己复礼”。
3、孔子在档案文献编纂和整理的过程中，还首创了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形式。《春秋》是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这是孔子对历史研究的一个贡献。而在我国流传至今的众多古籍中，“文献”一词也是最早出现于《论语》之中③，从辞源学的角度，对文献编纂、整理和研究奠定了基础。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上》说：“三代以上，记注（即档案—作者注）有成法而撰述无成法，三代以下，撰述有成法而记注无成法”④。此时，由档案演变而来的书籍已从宫中走入民间，因而得以流传。
三、孔子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突出特点
1、 孔子十分重视档案文献的研究，吸收前人经验教训。他曾经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第七》），“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第九》）。孔子自称“非生而知之者”，又自谦为“无知”。那么，他是如何博古通今的呢？一是好古，喜欢研究前人的事迹。他还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第七》），《集注》云：“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二是抓紧时间，利用一切机会研究。“敏”，《集注》云：速也，谓汲汲也。“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论语•述而第七》）。这就是孔子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待学习的态度。孔子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就在于他对历史的潜心研究。
2、 孔子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孔子的政治立场就是所谓“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第十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包括《论语•尧曰第二十》中所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矣”。孔子持有这样的思想，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孔子处于春秋时期，周朝统治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权威，旧有的政治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所谓“礼崩乐坏”。孔子出生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与前朝统治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他的主要成就也就是竭力维护旧有的秩序，在“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中体现其对礼义、仁政、王道的毕生追求。为了达到“克己复礼”，他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用“礼”来衡量一切言行；二是孔子从档案文献的编纂和整理得出的结论。他看到了周朝丰富的藏书，更感觉的周朝礼义的境界，因此他由衷的发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欢呼。《四书章句集注》有云：“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因钦羡前朝丰富的历史文化，而产生政治上的向往，应该也是决定孔子一生政治态度的重要因素。
3、 孔子十分重视档案材料的真实性，尊重历史真实。《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作者注）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通‘境’，下同），反（通‘返’）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其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所恶。惜也，越竟乃免”。孔子赞许的这一观点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也有展示。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孔子还夸赞过卫大夫鰌（鱼），也是一名史官，“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十五》）。就是说他什么时候都说直话、真话。孔子尊重历史真实还表现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第七》）、“多闻阙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剔除异端邪说）（《论语•为政第二》）等等。
4、孔子在强调历史真实的同时，也追求文字表达的效果。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语见《论语·雍也第六》）。孔子说了事情的两个方面，“质”应该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文”则是史官的文采。《四书章句集注》有云：“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适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这就有点极端了。孔子讲究的是辨证统一，既要有“质”，又要有“文”，两相结合，才是君子追求的目标。就为这句话，《论语·颜渊第十二》说了一个小故事，“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结果两人都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棘子成强调有“质”就行了，有点矫枉过正。而子贡又忽略了本木轻重之分，“文”等于“质”，“质”等于“文”。
以上，是我对孔子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一些个人的看法，不揣浅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注释
① 李财富《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载《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一期）
② 档案专业干部培训系列教材《档案学概述》P19
③ 曹喜琛、刘耿生《档案文献编纂学》P1
④ 档案专业干部培训系列教材《档案学概述》P9
参考文献：
①齐鲁书社1992年版《四书章句集注》
②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四书五经精华》
③中华书局《史记·孔子世家》
④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孔子》杨书案著
⑤《左传》（线装书）
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史学概论》贾东海等
联系地址：安徽省芜湖市档案局
邮政编码：241000
联系电话：0553—3823649
E-MAIL:daqjp@sina.com
作者简介：秦建平 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供职于安徽省芜湖市档案局，档案副研究馆员。中国档案学会会员，安徽省档案系列副研究馆员评审委员会专家库成员。文章多次参加全国档案学术研讨会，收入《当代档案学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