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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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园忆故人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 2017-06-08

在我心中,曲园永远是一道最美的风景。4年求学生涯,14年教学工作经历,曲园18年,人生最富青春朝气的时代就在这里度过。

我怀念那段平静而优美的日子,那些充满色彩的浪漫时光,怀念那些教过我和没教过我的老师,交往和没有交往的人物。那些静静走过的身影,静谧而儒雅,让这座校园充实而生动。有时,我感到自己非常有幸,与那些叫得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老师们,有过一些接触,留下一些清晰的印象。

 

一、 自习室管理员

过去办公楼后面的图书馆,留下了许多动力的身影。办公楼与图书馆相连的,应该就是藏书室和过刊室。前面办公楼的四楼则是开辟出来的阅览室,一部分图书调到后楼与前楼连接的房间,供上自习的同学借阅。这样,同学们在阅览室既可以借阅图书,省去了跑借阅室借书还书的麻烦,又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找到一种学习的氛围。所以很多同学晚上没课的时间都愿意泡阅览室,尤其有些这样那样的意思的男同学女同学,最愿意晚饭后去阅览室。男同学和女同学也不一定有约,但却心领神会,不约而至。

因此,每天晚上去阅览室的同学特别踊跃,刚吃过晚饭,办公楼西边的楼梯上就挤满了同学,等待着管理员老师的到来。管理员是一位女老师,姓谷,很普通平常而又很和善的老师,后来我知道她是时任学院院长赵紫生的夫人,当时我们只是知道她是图书馆的老师,主要负责晚上的自习室。她每天的任务就是开阅览室的门,然后在阅览室的办公桌那里帮同学借阅一些报刊、图书之类。每天晚饭后,她准时上班,穿过拥挤的人群,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打开大门,又在同学们静悄悄走进教室后安静地坐在一角。

那间自习室并不太大,被热情好学的同学们坐得满满的,有些来晚的同学当然会失望而归,所以每天能占到一个座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谷老师把钥匙给我,让我负责开门。这真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情。每天晚上,当同学们在楼梯上拥挤的时候,我还在楼外的空地上悠然地转来转去,待谷老师到来,她就会把那把让人感觉亲切的钥匙交给我,然后我就在同学们带有妒嫉的目光护送下,洋洋自得地上楼,开门,而后走到自己早就相中的座位上去。

这样的时光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尤其是大学毕业前的一个学期,我们几乎天天呆在阅览室里。虽然有时不一定等谷来拿钥匙,但还是以到阅览室学习为主,在那里度过了那些快乐的时光。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仍然长时间保留着到那里学习看书的习惯,而谷老师一如既往地静静地出现在那里,一直管理着那间阅览室。她的身影似乎是静谧的阅览室的一部分,走进阅览室,让人无法不想起那个身影。

 

二、 对面的教授

 

也是在那个阅览室里的故事。

毕业留校后,我仍然相当长的时间里以到阅览室学习为主。我在阅览室的位置基本不变,而身边的人则换来变去,几乎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的。时间长了,有一位老师引起我的关注,一位几乎可以用“蓬头垢面”来形容他。说不上这位老师有多大年纪,穿着朴素甚至有些破旧,头发零乱,眼睛似乎有些高度近视。很长一段时间,他来到阅览室后,就坐在我对面,只要坐下,就在那里一动不动,有时脸就趴在书上,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都不见他抬头。他面前的阅览桌上放一本皱巴巴的像小学生的作业本一样的本子,用一根寸把长的铅笔在纸上抄写,抄的什么,几乎看不清,页面上很乱,似乎都是很随意抄在本子上的。

我觉得这人有些奇怪。找人打听,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陶愚川。

于是,他再来阅览室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他,端详他,但他永远是趴在桌子上,把头埋进书堆里。有一次,我在过刊部查阅民国时期的期刊,看到一册《前锋周刊》,副主编就是陶愚川,而且有一期上竟然还有他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又说到鲁迅拿卢布之类的事情,就越发对我对面这位奇人产生浓厚的兴趣,想到这位如此其貌不扬且愚腐的教授,当年竟然又是如此的一位风云人物,而且他的名字又与鲁迅能够联系在一起,敢于向鲁迅叫板,让我对这位老师肃然起敬。

再后来就听到很多有关陶愚川的故事,知道传说中的那个奇人就坐在我的对面。有时,也可能会在校园的某个地方遇上这位奇人,比如说会见到他端着一个饭盒走进食堂,也可能会看到他在路边寻找什么。见到他的次数和听到的有关他的传说越积越多,但总是见到他一个人走着,他似乎从来不与其他人打招呼、说话,他似乎是与孤独、寂寞联系在一起的。

 

三、 坐着上课的老师

 

能够坐着上课的老师,要么是出于习惯,要么是有这个资格。

许毓峰就是有资格坐着上课的老师之一。

许老师并不是大牌教授,也没有多少突出的学术成果。但是他年龄大,差不多是中文系甚至是全校年龄最大的老师了。他给我们上过几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总是坐在扶手椅子里,声调慢悠悠的,浑厚而有穿透力。我们那时候上课,只有一本铅印的内部出版物《中国现代文学》做教材,所以,每一次上课的时候,许老师总是油印些材料发给我们。现在看来那些材料可能不算什么,多是一些零星片断的东西,但在当时却是珍贵的,让我们知道了做学问所需要的功夫。

许老师的课算不上生动,多是把他手中的材料说一遍,或者把相关的资料介绍一下,讲得同学们云里雾里,但他自己却很投入,说到动情时动不动就说:“这个资料啊……”他的资料的确是做得很认真也很扎实,那些材料让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了感性的形象的直观的认识。有一次许老师讲到了“五四”时期的白话新诗,意思是说那些白话诗没多少诗意,又不好直说,就转引了据说是韩复蕖的顺口溜:“大明湖上逛逛,仙人桥上望望,不小心湿了衣裳,捞上来凉凉。”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可能是许老师给我们上课的那段时间全班唯一的一次笑声。

后来我留校后,就跟许老师一个教研室。我曾经到过许老师家去请教,见他不大面积的房子里堆了不少书,一架一架的图书让我大开眼界。这才知道他所说的资料真的是一种功夫,没有这些功夫,做学问就是一句空话。也知道他那时的主要学术研究就是整理有关研究资料,参加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全国性工程。直到退休后,他仍然在进行这项工作,但似乎到他去世,也没看到他整理的这部研究资料公开出版。

那个时候教研室经常组织教研活动,许老师总能讲一些我们不太知道的作家逸事或者社团流派的知识,让我们这些刚刚毕业不久的青年人受益匪浅。

许老师退休后就不太露面,我们只是知道他仍然在进行那部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那时,他的孩子尚小,也没工作,他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学术研究,生活并不轻松。

后来有一天,许老师被一个人用地排车推到校医院,他躺在车上,我见他脸上作痛苦状,知道他被人撞了。治疗过后,他从病床上起身回家。再后来,又见他心脏病复发,被人拉到校医院,许老师再也没能起来。

 

周海波,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七七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本篇文章发表于2015326日《曲阜师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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