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至1962年，我是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毕业50年之际，不禁心潮涌动。凭着记忆，我写下了当年的点点滴滴。虽然这只是一些往事的记忆碎片，但它却清晰地显现着时代的烙印。透过它，可以想见那个年代和社会息息相关的学校生活、师生的政治信念、思想道德、精神风貌。
一 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
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心中多有不快。论学习，我是各门功课考试总平均达到90分以上的，自认为高考成绩也不错。怎么就上了建校不久的曲师呢？思前想后，我认为是班主任的事。
1957年整风反右时，他动员学生，要帮助党整风，团员更要带头提意见。我和一些农村的学生认为，农村不如城市好，农民的生活不如工人。他批评说，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三、四十年之后，从那边传来了一些关于当年的信息，说那位班主任曾把这些学生的认识上纲为：“制造城乡矛盾，挑拨工农关系”。天哪，几个十几岁的屁孩子，何来如此大的能耐！真得好好地谢谢我那位班主任，谢谢他费尽心计、如此高抬自己的学生。
还有，那位班主任对班里的情况是偏听偏信、是非不明，厚此薄彼、处事不公。为此，我写了一篇墙报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料，学校领导竟在一次大会上点了那篇稿子，说是“反对党的汇报制度”。
以上这些情况，是会被作为政治表现写成材料，装入档案的。试想，班主任会给我作个好的政审结论吗？想想这些，觉得还有学校要，又感到不错了。
报到后又得知，平度一中报考中文系被录取的5个考生，全在曲师。这又是为什么呢？至今，也没听到过什么说法。
在村里，这一年考上大学的只有我自己。村人听说后，就尽其所知地讲起了曲阜，说“那是孔夫子的家乡，风水好，是出圣人的地方”。当过兵的达叔说，他到过曲阜，在孔林里，他骑在马上，还没有那些石头人高。
我父亲曾说过，实在不愿意上，就在家种地吧。但我不愿意和土圪垃打一辈子交道，觉得还是上学好。
带着录取通知书，我进城了。先到一中，打听了一些同学的录取情况，又到县教育局申请路费补助，县里当即给了我四元人民币。
二 报到路上
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报到时间，我背着行李卷儿步行到县城汽车站，乘车到高密，再坐火车到兖州。
记不清是事先约定的，还是偶然碰上的，在县城汽车站遇到了已在初中、高中相处六年的宿姓同学，他也被曲阜师院中文系录取了，正好一路同行。
我们坐的火车是青岛到浦口的慢车，大站小站，站站都停。从高密到兖州的票价是9.56元，持录取通知书可买学生票。
我俩都是第一次见火车、坐火车，处处新奇，却又不明就里，不敢随意走动。但怎么也没想到，这第一次出远门竟然就不顺利。车到益都县杨庄车站不走了。怎么回事？据说是前方的路基被雨冲坏了，正在抢修。
在难熬的等待中，我们送走了落日，迎来了车上的灯光。继而，又送走了灯光，迎来了第二天的朝阳。因为天气太热，我从村中的公社食堂领的玉米面饼子变馊了，一掰就能拉出丝来，但还得用它充饥。
车到兖州时，又近黄昏了。喜出望外的是，在那里迎新的人安排我俩上了解放牌大卡车。他们说，这是校车，直接到学校。站在车上，一边目不暇接地看着沿途的树木、村庄，一边快意地想着：“真了不起，学校里还有汽车”。我原认为，只有汽车站才有汽车。
到校了，可以看到从屋子里放出的灯光。两位老同学迎上来，看了我俩的通知书，又到一个教室的桌子上翻看了一些表格，就带着我俩径直到了各自的宿舍。我很惊奇，宿舍楼里的房间一模一样，他们怎么就知道我们住哪间呢？他们真能。
三 这样的好事哪里找
入校后得知，我是中文系第一届本科生。这一届录取了180人，分为三个班，每班6个组。我是三班第四小组，8名男生，2名女生，来自济南和青岛的6人，来自农村的4人。
作为农村的孩子，上了大学，我非常高兴，非常知足，非常安心。在大学里，能学知识，学校还管吃管住，不光不收费，每月还有两元钱的助学金。
你想，这样的好事哪里找！
四 大学的“尿池子也高”
宿舍楼道的北面设有盥洗室，分里外两间，外边是洗刷池，里边是厕所。
把厕所建在楼房里，对有些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是前所未闻的事。
有位初入校的同学，小便后对宿舍的人说：“到底是大学，尿池子也高”。听者知道他找错了地方，会心地笑了。
五 他是“先生”
入校后不久，系里在学生食堂召开迎新会
首先，由系副主任李子虔老师逐一介绍到场的老师。当介绍王锡昌的时候，却不称“老师”，而改称“先生”了。当即，引起了许多同学的诧异。
事后，关于王锡昌“先生”的一些我们不知真假的事情，逐渐在同学中传开。说他原是一名副教授，课讲得不错，联合教室外都有人站着听他讲课。他还当过学校的工会主席。1957年，因主张迁校等事，被打成“右派分子”。
原来，“先生”这一称谓被政治化，和“右派分子”结缘，成为一个贬义词了。
说来也怪，不知出于什么想法，一些同学议论起来，倒很想能早些时间听听王“先生”讲课。
六 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晃一晃”
在教育革命中，有的老师成为学生批判冲击的对象。
教汉语语法的燕有林老师在自我检讨中说：“即使不能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老根彻底挖出来，至少也要把它晃一晃”。
我们一听，觉得这不行，为什么不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连根拔掉，只是晃一晃呢？当时，还有一个流传，说抗日战争胜利后，燕老师曾参与过审判大战犯冈村宁茨的活动。这就看出，在国民党时期，他不是个一般人物。
把眼前的表态，和历史上的政治背景结合起来，燕老师自然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七 大字报贴满了他的床头
开始上课不久的一个晚自习，系里叫大家当场用纸写出党的教育方针的实质来，即刻交上去。
关于党的教育方针，谁都清楚，就是两句话：“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其实质是什么？这就有些茫然了。有的选择第一句，有的选择第二句，也有把两句都写上的，就像考试一样，大家都把自己的答卷交出去了。
两三天后，就在班里组织辩论了。不同认识的同学，各说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论据。
有个同学认为，教育方针的实质应该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说，不强调这一点，就不好区别劳动的性质。他以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擦皮鞋为例，来说明自己的看法。问题就出在这个例子上，当即就有人指责他把“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拉兹擦皮鞋混同起来，是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接着，就有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他睡觉的床沿上。
这事，影响长远。16年后，到了1974年，他所在的中学要吸收他入党时，同在一个教研室都教语文课的一位老师，他的同校同系同级的大学同学，又旧事重提，反映了1958年大字报上床的问题。为此，党组织又派人外出，专门作了调查。
八 瓦窑头
入校后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就投入到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去了。
我们自带被褥等物，步行十几里，到了曲阜城东的八宝山炼铁场地。
我们先停在一个村中，等待安置。这个村叫什么名字？一位老大爷说叫“瓦窑头”。哪几个字？老大爷想了想，说：“瓦的瓦，窑的窑，头的头”。
一会儿，我们离开村子，到了一处坟地。原来，那里就是我们的宿营地。在坟堆之间，铺上柴草和床单，我们一夜又一夜地睡着。有天夜里还下过雨，幸好我们支撑着被单子，雨也不大。就这样，地下地上，犹如楼下楼上，死人活人，相伴而眠。
我们吃的东西，主要是高粱面窝窝头，菜蔬很少。有的同学大便干结，很痛苦。
我们的任务是运砖，到附近的一个窑场，把砖抬回来，建筑小高炉。
在那里，没有住多久，我们就返校了。
九 他俩火线入党了
从八宝山回校后，学校就自己炼铁了。
我们班又两去八宝山运矿石。第一次选了部分男同学，用独轮车去推。王金玲、李殿云两位女同学也自愿参加了，和男生一样干。下午出发，第二天早晨广播响起的时候，正好到校。第二次是自想办法往回背，书包、床单等都成了运载器物。我用的是包被褥衣物的粗布大方巾。此后，我们较长时间的任务就是制坩埚。
高年级的同学日夜轮换，奋战在小高炉旁，负责配料、装炉、点火、烧炼、出炉。当第一炉铁炼出的时候，他们敲锣打鼓放鞭炮，用红布包着，向党委报喜。炉内炼铁，炉外练人。有一天，我们正在制作坩埚，又传来喜讯，说有两个同学火线入党了。我们都为之高兴，并大受鼓舞，加快了制作速度，你追我赶，不断地刷新着记录。
中央确定，1958年我国的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为此，我曾写过一首《为一○七○而战》的诗，杏坛社的同学将其抄在黑板上，放在校园显眼处。
十 “别那么慢悠悠的”
大跃进的年代，处处要有大跃进的气氛。当时提出，每个同学都要写一句类似座右铭那样的格言，贴在床头上。
写什么呢？床头上出现的，基本上都是铿锵有力、光芒四射的豪言壮语。但有位行政小组长却写了一句格调不高的话：“别那么慢悠悠的。”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包括我自己的，都从记忆中消失了。说不出为什么，独有那小组长的床头语，仿佛刻在我的脑子里，依然不忘。
十一 《冬天里的春天》
1959年隆冬，我跟随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李成义、教育教研室的陈依群、中文系的居思信等几位老师，去了济宁专署水利建设指挥部。那里的领导曹殿华安排了我们的活动。陈老师一只手臂有残疾，就留在指挥部，校对《济宁水利报》的稿子。其他人都到了城西京杭运河工地，与民工一起劳动。在劳动中了解民工、采访民工，反映农民大办水利的先进事迹。
李老师写了一篇稿子，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反映工地上的铁匠打造锨镢的事迹。我以《冬天里的春天》为题，也写了一篇稿子，反映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几天后，我也到了报社，和陈老师一起拣铅字、校对报样。学校院刊编辑部的瞿鸣凯老师还到铅字车间，给我和陈老师照过相。
一天，报社的孟彦如叫我跟他去邹县取稿子。我俩先坐汽车到兖州，再坐火车到邹县。途中，他说他得在邹县住一夜，要我一人回济宁。这样，我必须用心记住在邹县走过的街道。
在孟府，安排我吃了晚饭，给了我稿子，我就顺着原路走到邹县火车站，乘车到了兖州。在兖州，已无去济宁的汽车了。我挨着冻，在站内站外来回走动，驱赶着困倦，硬撑硬熬，直至第二天一早，才买票返回济宁。
十二 难忘兖州农场
我校曾在兖州城南程庄火车站东建过一处农场，种植粮食作物。我曾于春、夏、秋去劳动过三次，留下了一些难忘的记忆碎片。
在那里，我翻过地、锄过地、收过秋。我睡过场部的木床，也在铁路西巨王林村睡过地铺。因受地面潮气侵袭，我腰痛过；因被蚊子叮咬，我得过疟疾。
有一次，历史系六○级的同学也在那里劳动。我因还参与伙食管理，和历史系的曲连勋等四、五个同学睡在一起。晚上，天南海北，无话不拉，也讲过小偷的故事。可谁会想到，一起讲故事的沂水同学张某，回校后竟然干起偷窃之事，被勒令退学了。
还有一次难忘的，是一位老师的作为。那位老师和我们一起锄豆地，除草松土。我和几个锄得快的同学，锄了一个来回，又接应了锄得慢的，就休息了。等再开始干的时候，那位老师问谁负责劳动，我说是我，他便指着休息前他只锄了很短一段的那垄地，说：“你为什么不去锄那里的？”我说：“那不是你刚才锄的？”不知怎的，那位老师突然发起火来，指责我：“你这个同学怎么不尊敬老师？”我讲的是事实，怎能和尊师扯在一起呢？但在老师面前，学生是弱者，只好默不作声。不过，我也没听他的，因为我没有错。
十三 小麦试验田
在大跃进的年代，有句很流行的话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报纸上报道，有的地方小麦亩产达到了六、七千斤。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为了取得经验，生产科成立了个试验小组，先搞试验田。我也是其中的成员。
试验田选在操场（现在的桃李园）西北角外面一块不大的地面上。依据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参照别地的做法，我们深翻了地，施足了底肥，撒了厚厚的一层麦粒。几天后，整个地面上，冒出了一片针状的麦芽，芽芽相靠。及大，犹如毯子，把地皮盖得严严实实，但却越长越柔弱，有的则变黄、枯死。扒开土层看看，许多麦种因接触不到土壤，连芽都没发。……
我们搞的试验田，麦种都没收回。
十四 芝麻丰收了
1959年，根据生产科的安排，我班在图书楼前西边的空地上，种了芝麻。
芝麻长得很好，有一人高，谁看了都说好。叶子泛黄的时候，生产科的赵厚洽老师通知我们，可以收割了。如果晚了，荚壳爆裂，种子就撒到地上去了。总务科的聂铁山科长见了又说我们收早了，影响产量。也许他是好意，但作为学生，我们能说什么呢？
收割后，放在西联二、三两教室前上方的水泥板上晾晒，再拿下把芝麻粒子打到柳条箩筐里，装袋送交生产科。
十五 扛化肥
1959年“三秋”劳动期间，在生产科的安排下，我曾去姚村扛过一次化肥。
姚村在我校的西北方向，一个来回约有18公里。
记不清去了多少人，大伙说说笑笑，没觉得多长时间就到了姚村。我们从火车站的库房里，一人领出一袋25公斤的化肥，扛回了学校。
十六 饿着肚子推水车
1960年春，在曲阜县吴村公社编写公社史期间，我们几个学生和女社员一起推水车浇麦。
开始很有力气，劲头十足。推至半上午休息时，社员拿出煎饼来，说“点心点心”时，我们都把脸转向了别处。自然，社员也真诚地叫我们一起“点心点心”，但我们谁也不好意思伸手去接，连说“不饿不饿，真的不饿”。
休息后再推水车时，我忍着不断加剧的饥饿感，迈着越来越沉重的步伐，强打精神撑着，坚持着，直到收工。
十七 “我是管全院的”
校园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和西南部一东西狭长的地块，都是学校的菜地。一年到头，种着各种时令菜。
生产科的孔师傅是专管菜园的行家里手。不论是生产科直接种植的，还是分到班级种植的，他都参与指导。他很尽职尽责，除了地里无菜之时，几乎天天都在地里转来转去。他直爽，有啥说啥，但性子急。遇有不听指导者，就会激动起来，一副认真的表情，说：“同学，我是管全院的！”有调皮的学生会故意逗他、激他，图的就是要看他那动真的样子，听他那“管全院的”话语。
十八 “党来了”
有一年的麦收时节，受系里的委派，行政秘书焦剑超同志到陈庄公社看望参加麦收劳动的五九级同学。一位女生看到了，激动地高声喊了起来：“同学们，党来了！”即刻，同学们都收镰直起腰鼓起掌来，把敬重的目光投向了焦剑超。焦剑超同志是中文系1958年留校的专科毕业生。1964年，调到临沂师专工作。
“党来了”，这话表达得虽不确切，但它却透出一种浓浓的真情实感，朴素、可贵，发自内心，并非矫情。
十九 “快马再加鞭”
我们三班的工作，经常受到系领导的表扬。
1960年春，在开学不久的一次全系学生大会上，系主任李宗谦在讲话结束语中说：“最后，赠诗一首：跃进再跃进，快马再加鞭；超过专二、四，力赶本二、三。”
毫无疑问，这是对这两个班在大炼钢铁、生产劳动、教育革命等活动中综合成绩的一个评价和定位。细想起来，我认为，除了这些表面上的情况之外，领导所看重的，应该是更深层的东西，是这两个班反应快，紧跟系的工作部署，在各项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力争上游的精神风貌。
二十 “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的，很可能是我们”
1959年4月，我参加了学校的团员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还组织了义务劳动，用筐抬炉渣，铺垫从校门口到岚兖公路之间的那条大路。
团委书记王琪同志作的报告，很有鼓动力。他朝气蓬勃，操着一口典型的胶东腔，挥着手臂，动情地说：“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的，很可能是我们！”
团代会鼓舞了我。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我愿意努力为之奋斗。会后，我写的一篇稿子：《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入党》，在院刊上发表了。
1960年秋，在枣庄编写《枣庄煤矿史》期间，党组织讨论了我的入党问题，同意吸收我为党员。
50多年以后，和王琪同志拉呱时，曾提及当年事。他说，那话是团省委书记林萍同志讲的。
二一 “保证你们来多少回去多少”
初到枣庄煤矿时，矿务局领导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情况。令人终生不忘、也是感动至深的，是党委梁书记的一句话：我们党委，“保证你们来多少，回去多少！”的确，在矿上工作，安全问题绝对是第一位的大事。
在矿工中有个可怕的说法，下到几百米深的井下，那是“埋了没死”。井下，有许多不安全的因素，如偏帮、塌顶、冒水、瓦斯爆炸等。
枣庄煤矿是清朝光绪年间创办投产的。初期，土法采煤，安全设施很差，事故不断。有首歌谣说：“天下十三省，来到枣庄下大井，大井睡一觉，铜钱二百吊。”市内有座建于清代宣统年间的白骨塔，里面埋着的是在一次大的矿难中丧生的众多矿工的骸骨。日军侵华期间，曾疯狂地对枣庄矿进行了掠夺性开采，对煤层破坏极大。新中国成立后，枣庄煤矿恢复生产，但这是属于吃残煤，危险性更大。
为了我们这些学生的安全，矿上选派了一些既有经验、安全意识又强的中老年工人，一对一的带着我们下井。那时，我写过一首诗，内中“走一步，顾三顾，师傅的矿灯照着我的路”的话，就是反映这事的。
二二 他到了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口
1960年暑假期间，我班的一个同学被公安系统从北京送回了学校。为什么？院系领导从未说过，此后也没再有什么动静。
他是寿张县农村的孩子，晋京干什么呢？同学们在猜测。
他性格内向，不大与人交往，多独自活动。如星期天，他会带着箫，步行七、八里，到孔林里去吹。也许考虑到他是那样从北京回来的，怕他难为情，谁也不好意思再去直接问他，就只有悄悄地议论。时间久了，不知从哪里传出了一个说法，似乎还比较靠谱。
1958年以来，苏联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肆意恶化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他们撕毁协定、废除科技合作项目，撤走专家，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他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去，就是要亲自问一问：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反华。
同学们认为，他很天真，但太幼稚了，好心干了蠢事。
二三 我们都是摔跤“健将”
体育课上，老师说，体育也要大跃进，叫我们都成为摔跤健将。
怎么才能成为摔跤健将呢？老师说：以小组为单位，轮流到沙坑里摔跤，连续摔倒两人，就是三级摔跤运动员。然后，三级的再互相摔，依次晋级，直到健将。
上课时间没摔完。课外活动时，我们小组又到操场摔了起来。一会儿，大家就都成为“健将”级的摔跤运动员了。
二四 那一年，我听的课很少
1960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校外度过的。
春节后开学不久，系里就组织师生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大批师生去菏泽各县采访，编写《新梁山英雄谱》。另一部分则分赴曲阜陈庄和吴村两地，编写人民公社史。我去了吴村，马国雄是指导教师，编写的公社史名为《九山旭日》。
四月，在作家胡远老师的带领下，我和张忍让、陈传文、贾一岚、王金玲、王腾云等同学参加了省里的文艺服务团，住在肥城县尚里大队，反映桃园公社的社员土法上马，打通白云山，引康王河水浇灌桃园的模范事迹。服务团的负责人是作家于良志。山大、山师都有师生参加。后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身居要职的李准，也是服务团的成员。他是山大中文系的学生。
五月上旬返校，没住几天，系里又派我和贾一岚、衣恒永、于希文、国乃云等同学到《山东文学》编辑部，学习编辑业务，一直待到学期末。
下半年一整学期，我班除李瑞宪一人在校研制粮食增量法外，其他同学都到了枣庄，在胡远老师的指导下，编写《枣庄煤矿史》，直到放寒假。
二五 带麦秸的讲义
在四年的学习中，我们所使用的教材，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书籍，都是学校自己印制的讲义。初用时，颇有新奇感，觉得大学和中学就是不一样，不用课本用讲义，还是自己编印的。因此翻看起来很有兴趣。后来，再领到的讲义就变样了。纸的颜色不是白的，而是蓝的，或是黄的。而且，纸面粗糙，甚至还有成条的麦秸，有的连结节也没粉碎。
翻弄着用这样劣质纸印的讲义，马上就看出了问题。因为颜色暗字不清楚，因为纸面不平实字体残缺，印在麦秸上的还会随之一起剥落。
古人有画荻学字者，传为佳话。而今，在国家困难之时，我们用着这样的讲义，在发愤学习，刻苦求知，不也是一件可记之事么？
二六 书记大讲小球藻
1960年7月，于文新同志从济宁地区调进，担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他曾在文科教学楼北面的联合教室前，向全系学生作了一场关于小球藻的专题报告，说小球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作为动物肉食的替代品。
关于小球藻，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似乎有些遥远。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藻体？我们没有见其尊容，更不用说将其作为“人造肉”烹而食之了。
于书记还给我们讲过什么？什么也不记得了。
二七 “瓜菜代”
正值青春年少的大学生，特别是男生，常常因为吃不足而感到饥饿。
为此，学校积极想方设法，以求缓解。一是用增量法做窝窝头，把窝窝头尽量做大。究其实，此法是增量不增粮。二是“瓜菜代”法，以瓜菜代粮充饥。但当时的农副产品都很贵，正如顺口溜所说：“七级工八级工，不如社员一沟葱”；“进城背个辣疙瘩，看戏洗澡带理发”。既如此，何以为代？在菜中，南瓜价格便宜些，又能充饥。因此，吃南瓜的次数就多，虽然单调，但首先图的是充饥。另外，学校发动学生到社员已收过的菜地里，捡拾可吃的菜叶，送交食堂。在兖州农场，还动员学生挖过野菜。
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学生，还有自己的办法。上午课间操期间，有的就到校门附近去买胡萝卜，用手帕或纸什么的擦擦泥，当即就吃起来。也有买其他东西吃的。有一次刚吃过午饭，李言诚同学就约我去西关，又吃了四斤熟地瓜。
菏泽地区有个同学，在中旬就用完了全月的饭票。怎么办？他回家带来了十几天的炒面。
二八 论称分瓜干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30斤粮食中有一定比例的地瓜干。学生是按桌打回饭菜分着吃的，馒头、窝窝头和稀饭都好分，地瓜干怎么分呢？
初时，用的是手抓法。值日的同学按人抓成几份，尽量求其等量。但无论怎么抓，总还有个说不出的心理因素。久而久之，不知哪位同学发明了小称，以称分瓜干。
此法先进，很快就出现了不少仿效者。他们用筷子或小木棍当称杆，用织品做个盛物的小兜，拴个重物当称砣，经过调试，在称杆的适当处弄个刻度，一杆杆具有特殊用途的瓜干称，便相继出现在各个饭桌上了。
二九 校园西北角的炊烟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的秋冬，常有三三两两的同学，在星期天或下午课外活动之时，扛着锨镢，到社员已刨过的地瓜地里，再去翻刨，复收漏网之“魚”。回校后，一般都在校园西北角，用两个洗脸盆，一个当锅，一个当盖，架火烧煮。
那几年，老师也有外出复收地瓜或胡萝卜的。据传，有位副院长也曾和孩子去复收过。
三十 他多吃了一条卷子
1959年暑假，我和两个同学都参加了校内的勤工俭学活动。那时，学校正盖第三座教学楼（就是生命科学学院正在使用的那座）。我们的任务是到孔家村窑场去拉砖。
我们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0斤。一斤粮折合4个馒头、两碗稀饭。怎么吃，食堂里有个分配方案，馒头是“一二一”，即早、晚各一个，中午两个；稀饭是早、晚各一碗。食堂按人把饭菜盛好，学生领回去，自己分开。
一天中午，领出饭菜来，发现多了一条卷子（合两个馒头）。一同学说他去送回。我和另一同学就在饭厅外树荫下分菜。等了一会儿，那同学怎么还不出来呢？我说去看看。一进餐厅西门，就见他正在门后贴墙处大口大口地吃着呢。他很不好意思，低着头走了出来，承认自己错了。
三一 他多报了四角五分钱
1959年冬，学校举办了一次生产劳动成果展。
我是班里的劳动委员，为制作展出图表，请生活委员买了一张油光纸。一张纸五分钱，他却改了单据，多报了四角五分，入了个人的腰包。
后来，系主任李宗谦在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他。
三二 “康复饼干”
由于饮食不足、营养不良，不少同学都或轻或重地出现了水腫症状。依照腫胀程度分为三级，一级轻，三级重。级别是由保健科的大夫检查认定的。同学自己也常摁压脚脖子，看看压下去的窝是深是浅，能否很快恢复原样。
对水肿病号勿需用药，主要是少活动多休息。当时的规定是，可以只听课不上自习。三级的另有照顾，学校发一包“康复饼干”，以加强营养。我曾领过一包，吃起来香香的、脆脆的，还有点甜。细看其样子，好像就是把谷糠和麸子按比例调和在一块，再加点糖精，烘烤出来的。糠麸和康复谐音，多好的名字呀。
那时，有些同学的心理是，最好不得水肿病，如果得了，就得三级的，可以吃上“康复饼干”。但是，有一点是最好要做到的，那就是领到“康复饼干”后，要让同宿舍的同学都尝尝。如果自己独吞独食，那是不得人心、叫人看不起的。
三三 用泥洗衣服
有段时间，化工用品紧缺。比如肥皂，就是凭票，也只能买到制作粗糙的黑肥皂。当黑肥皂也断货时，出现了一种代用的东西——泥巴。曲阜东乡有个地方，土壤含碱量较高，有一定的去污作用。那时的学生，大都用这种泥巴搓洗过衣物。
三四 自制拖鞋
说起拖鞋来，以前，只在澡堂里见过木板拖鞋。那是供洗澡者临时穿用的。
真正当鞋穿的，只有一位从南洋归国的华侨女生，她曾穿着一双软拖鞋在校园里走动。见者都觉得新奇。
可能受澡堂里的木拖鞋启发，有的同学自己动手，把两块跟脚大小差不多的木板，磨削一下四角，再剪两条或皮或线的废旧腰带钉上去，就成了一双简易拖鞋了。虽不像样，但也可用。随后，仿效者越来越多。
三五 裤子丢了怎么办
一位同学的裤子，晒在宿舍楼外的铁条上，被人偷走了。
第二天傍晚，他把床单拿出去，又搭在铁条上，便手持木棍，蹲在附近一丛低矮的树后。
天渐渐黑下来了。一个年青人走过来，用手摸了摸床单，又走了。一会儿，那人又回来了，径直去扯床单。那同学见状，大喊一声，突然出现在偷者面前。……
原来，偷裤子的正是他。他也是本校的学生。
三六 《温暖的集体，集体的温暖》
在枣庄煤矿期间，我们的粮食定量由每月30斤增至42斤，生活好过得多了。但是，我却遭到了意外。
某月的十二、三号，我去食堂吃午饭。先排队买完了菜，等再排队去买面食时，放在外衣下兜里的人造革小包没有了。那里面有几元钱、全年的布票和半个多月的饭菜票。天哪，我下半个月的日子可怎么过？吃什么？我犯愁了。
所幸，我是生活在集体之中的。同学们知道后，都或多或少地给了我一些饭票、菜票。这是他们勒紧腰带，从自己的口中挤出来的啊！
拿着这些赖以活命的饭票、菜票，我非常感动。说什么呢？我写了一篇稿子，叫《温暖的集体，集体的温暖》，贴在墙上，以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三七 “你的书带走了”
来自菏泽县的一位同学，上大学前就结婚了。妻子不识字，写信看信都得求人。有件事觉得不好意思明着写在信上，于是便约定：如果丈夫想问妻有没有怀孕，就写一本什么书是不是忘在家里。如果妻子托人写信，怀孕了就写“你的书忘在家里了”；没怀孕就写“你的书带走了”。
三八 没买票，就不看
记不清年月，有几次，在操场卖票放电影，只在银幕前拉一圈绳子即可。其实，站在圈外照样看得见。但来来往往从绳外走过的行人，没有驻足的，甚至会更加匆匆。
三九 《红珊瑚》
学生的文化娱乐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唱歌是经常性的。所唱歌曲，除了《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等红色经典的，还及时学唱一些反映现实的，如“毛主席呀真伟大，说出了咱们的心里话。他说‘三面红旗’好啊，咱们就高高举起它”、“谁说姑娘只会绣花，炼钢炼铁也是行家”、“超过英美，用不了多少年，伟大的理想一定实现”等时代感极强的话，就是当时一些很流行的歌中的词语。
星期六晚上，常有电影。学校自己取片，自已放，有专人负责。放电影的场地，基本都在室外。有一次，放苏联片子《静静的顿河》，教外国文学课的李永庄老师还现场作了介绍，大家冒着小雨看到半夜。
学生会的文娱部，是负责组织全校性活动的，如文娱晚会，舞会等。能用口琴、手风琴、二胡、唢呐等演奏乐曲的同学真不少。数学系有个吕明礼，我和他无任何接触，但我至今能记着他的名字，就是因为他的黑管吹得太好了。
元旦晚上，除了各班自己的安排之外，在学生西饭厅、东西联合教室等处，还有全院性的游艺活动，如跳舞、唱歌、钓魚、猜灯谜等。
文娱部还排练过话剧、歌剧，公开演出的有《三世仇》、《红珊瑚》等。
中文系五九级的张承菊同学，因为在大型歌剧《红珊瑚》中成功地出演了女一号，一下子就在全院学生中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明星了。
四十 特殊的奉献
1962年7月，我们该毕业了。按照常规，应去工作单位报到了。但今年例外，直到10月才分配。
为什么？几年的大跃进，出现了重大失误，国民经济极度困难。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又大力精简职工。推迟分配，是克服困难的一个举措，也是应届毕业生的一种奉献。依三类工资区的标准来说，大学本科毕业生第一年每月的见习工资是42.5元，三个月就是127.5元。试想，全国几十万大中专毕业生都少领三个月的工资，总能为国家减轻一些负担吧。
9月份，新生要入校了，我们还不能走出去。怎么办？学校就把全体男生都安排在学生西饭厅（现已拆除），一律睡地铺。厅内那个兼顾开会、演出用的高台上，也睡满了人。就这样，台上台下三个月，直到分配了工作。
2012年5月1日
(作者，曲阜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