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宾同志是1975年9月13日调进曲阜师范学院的。

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王路宾同志的职务是：中共曲阜师范学院临时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说不清是怎么回事，王路宾到职后，核心小组组长张滨璜同志常不在校，不大问事。第二年5月，便离职休养了。1979年3月29日，王路宾同志任曲阜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接着，去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1月22日，调往北京大学工作。

算一算时间，把到党校学习的时间也包括在内，王路宾同志在曲园工作的时间，也只有4年又两个月的短暂岁月。但是，他却赢得了老曲园人的交口称赞和久久的怀念。时至今日，仍有许多老曲园人，常常从各个方面尽其所知地念叨着他的好。他亲切实在，平易近人，讲实话，办实事，脚踏实地，尽心尽力地干工作。

那期间，我是系里的负责人之一。因此，会上会下，有机会与王路宾同志有些直接的接触和交往，知道一些事情，对其工作和人格有些了解，现作追记于此。

一、一位老人的梦

俗话说：“人老怀旧”。这话不假。老年人大都如此，好说从前，好讲历史，好作比较。他们常常念及过去，念及过去的人和事，念及曾经熟悉的地方和景物。有时，还会把对过往的念及编织起来，再现于梦中。

2013年6月24日，在学校离退休工作处处长的办公室里，78岁的孔凡亭同志（附属中学原副校长）对我和王文西处长说，2011年他梦到了王路宾同志。其情其景，至今清晰。

梦中，王路宾到了林前村，去了他的家。他很惊喜，连忙说：“哎呀，老领导，您怎么到俺这老百姓家来了？”王说：“谁叫咱们认识来！我现在没事了，到处转转看看。这不，就转到你这里来了。”

在王路宾调离曲园30多年之后，孔凡亭怎么又突然把他请进自己的梦乡之中呢？这不能不说到他俩在时庄农场的“认识”。

从农场开始创建起，孔凡亭就是副场长，管理生产，直到1979年底调任别的职务。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他多次见到王路宾和师生一起，步行到农场一起劳动，一起除草，一起施肥，一起种植，一起收获。

有一次，孔凡亭见王路宾蹲在学生中间吃饭，边吃边拉。他请王路宾到屋里去吃。王路宾说：“我们一块儿来的，一块儿干活，一块儿吃饭，一块儿说说拉拉，这样不是很好吗？”

孔凡亭深受感动。一个八级的老干部，一点架子也没有，对人那么亲切，真难得啊！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孔凡亭说，王路宾很关心人、体贴人。曾问他家是哪里，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还对他说：“在这里当场长真不容易。不过，学校既然委派了你，就是信任你，那就好好地干吧，有需要学校解决的问题，你就提出来。”

孔凡亭认为，王路宾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虽然也与人争论，但能做到对事不对人，争论归争论，从不记恨人。

孔凡亭梦中所现的虽是平常之事，但它却饱含着久聚心头的深情。做类似之梦的人，也许没有第二个，但是，对王路宾同志有怀念之情者，却大有人在，职工中有，家属中也有。

二、农场·讲师楼

王路宾同志初到曲园之时，教职工生活中有两个比较突出的困难。一是房源紧张，住宿条件差。当时，除了刚建校时盖的12排平房，只有五栋三层的宿舍楼（今之北区5号、6号、7号、11号、12号诸楼）。有不少中青年职工合住一室，工作、生活多有不便。二是一些骨干老师和党政干部的配偶为农业人员，不能调进安置，无法照顾家庭。为此，不少人申请离校，希望回家乡工作。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稳定办学骨干，学校想方设法，积极筹措资金，在校内盖了一座宿舍楼，在时庄建了一处农场。

宿舍楼在校园东北部，现在的女生公寓6号楼北。它是东西走向的三层单面楼，每层10个单间居室，每室10.05平方米，可安放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一把靠背椅。楼层的两头是楼梯，居中处是公用洗刷间和厕所。

此楼于1978年竣工，因为入住者之中有不少单身讲师，所以人们习惯以“讲师楼”称之。

建校20多年来，这是第一栋专为单身教职工盖的宿舍楼。虽然简易，但它饱含着学校对教工的关怀和体贴。

时庄农场有地519.5亩，在学校正西，岚兖公路（今之327国道的原路基）以北，距学校十八、九里路。在那里，建有各种用房40余间，共800多平方米。并修了路，通了电，有了水。“从1978年开始，学校把40多名骨干教师的农村户口的家属、子女共190人，转入校农场安置，初步解决了单职工的两地分居问题”（《曲阜师范大学校史[1955—1995]》第152—153页）。

时庄农场是我校继南阳湖农场、兖州巨王林农场之后的第三处农场。它们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解决了不同的问题，完成了不同的历史任务。

而今，讲师楼已拆除多年。时庄农场的土地，也于1988年下半年，用以换取了紧靠学校北部的138.5亩地，使校院得以北扩。

这些过往的历史，都久久地留在老曲园人的记忆中。它所折射出来的光辉，不时地在老曲园人的眼前闪烁着，闪烁着。

三、他关心着一个患病的孩子

王路宾同志不仅关心教工的工作和生活，而且，还关心着教工的子女。

历史系李启谦老师的大儿子患有癫痫病。有时，走着路就突然发作，失去控制，摔倒在地。因此，身上伤痕不断，常常是旧伤未愈，又出新伤。

王路宾对我说，他听到一个偏方，要我转告李老师，不妨试一试。我很快就转告了李老师。李很感动。

几天后，王路宾又问我，对李老师说了没有。

四、那把扫帚由他专用了

在建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没有聘用专职卫生清洁工。教学区和家属区的卫生工作，都是师生员工自己动手干的。在宿舍区内，无论是住平房还是住楼房，都有打扫卫生的召集人。根据家属委员会的安排，召集人只要在室外吹一下统一配发的铁哨子，大家就会拿着自备的卫生工具，出来清扫院落。

1981年之前，我家住3号宿舍楼（后为北区7号楼，已拆）时，就担负过召集任务。我的小儿子七、八岁时，对那铁哨子很感兴趣，但无事不能随意吹。等到大扫除时，他便抢着去吹哨子。吹一下之后，跟着再喊一声：“打扫卫生啦！”

宿舍楼底层楼梯下有个空间，那里常年放着一把公用的竹扫帚，是用来扫院子的。

王路宾同志住进1号宿舍楼（今之北区5号楼）后，楼道里的那把竹扫帚，几乎成为他随时清扫院子的专用卫生工具了。早晨，他起得早，常常拿起扫帚，在左近扫院子。那时，冬天下雪比现在多。也常常是他较早地出来清扫积雪，为行人开辟道路。

现在，有的领导干部偶尔扫一次大街，就拍照登报上网，见诸媒体，大事宣扬，唯恐别人不知道。

王路宾同志扫院子，不是偶尔为之，更不是表演做秀，而是真干实干常常干。他没有拍照，但他的作为，他的形象，却深深地铭刻在老曲园人的心中，牢记不忘。

五、一棵树的故事

依稀记得，现在校内的弘道路南半边，原是一条出西关潺潺然西去的小溪，也是我校南边的疆界所在。溪北，有一条小路。路之北，自现在的科技实验大楼到招待所东门一带，拉着铁丝网。网边，有一排柳树。夏日，常有学生在其荫下读书学习。

以上所述，细微处可能有误，但其大处是不错的，树、网、溪、路都是存在的。

王路宾同志在曲园期间，西关的人伐走了铁丝网边的一棵树，他亲自出面把树要了回来。

怎么要回来的？长期以来，校内流传着几个版本。有的说，他亲自跑到城里，找曲阜县委领导要的。还有的说，他给济宁地委书记郑伟民打电话，郑又转告了曲阜县委领导。再一种说法是，他径直到了西关大队，与人理论了起来。

不管是哪种说法，老曲园人都是以赞赏的表情和语气来说这件事的。也都认为，要回一棵树，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它说明了王路宾同志的爱校之情，他不允许学校的财产受到损失和侵害。

六、舔碗·喝菜汤

在衣着和饮食方面，王路宾同志非常俭朴，毫不讲究。

那时，校内曾传说着他吃饭的一些事。说出来叫人难以置信，但又确实是真的。

他用餐，绝不浪费饭菜。菜里的剩汤，他会喝光。沾在碗边上的粥，他用开水冲下来，再喝下去；如果没有开水，他就伸着舌头舔。

王路宾舔碗、喝菜汤，确有其事。他的老伴辛古同志也对人讲过，说这已成为他的习惯，以至影响到孩子。他们的外孙女在小时候，也模仿着舔过碗。

听说过此事的人，无不惊叹这种节俭的美德。

七、我是“专职”党总支副书记

1975年11月，政治系和历史系合并为政史系。原来两系的领导班子面临着重新安排问题。

我是7月份到的政治系，担任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才4个月，合系后干什么工作呢？刚刚到校两个月的王路宾同志找我谈话了。这是我俩第一次单独面对面地直接接触。

说到王路宾同志，我是久闻其名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和王历波（省委副秘书长）、庄中一（山东省军区副参谋长）被打成反党集团（即“王、王、庄反党集团”），成了山东省知名的大人物。而今，他屈就曲阜师范学院的领导，会是什么样子呢？对此，我是怀有几分好奇之心的。

想不到的是，一个资格那么老、级别那么高的领导，谈话不是把我约到他的办公室，而是他主动到了（老）文史楼我上班的地方。说起话来，也全然没有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那种官腔官调，而是拉呱式的交谈。通过接触，我对王路宾同志有了一个总体印象，他平易亲切，能设身处地地体贴人，是一位真诚厚道、和善可敬的长者。

谈及工作，他说，来校后听别的领导说过我的情况，党性强，顾全大局，一定会服从组织安排。我知道，这是给我戴高帽子。自然，这个肯定也是谈话者所预设的一种宽慰。接着，话就转到具体工作的安排上。他说，党的临时核心小组研究决定：政史系的党总支书记由学校革命委员会政治部负责人徐宝庆同志兼任，我是“专职党总支副书记”。他在“专职”二字上加重了语气，作了强调。并说，徐是兼任，实际上是叫我主持党总支的工作。

我明白，这可能是学校领导担心我会不会因职务变动而不快，会不会影响工作。王路宾同志作为核心小组负责人，亲自出面，找我谈话。我很感动，也深深地感受到学校领导对我的关心。

八、“他要接受教训”

1975年11月，根据学校的安排，我带着政史系政治专业七四级的工农兵学员参加了中共济宁地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进驻了兖州县泗庄公社的徐营村和姜高村两个生产大队。第二年的麦收之后返回了学校。不久，我参加了一次在孔庙南院树荫下召开的会议。现在，已记不清这是一次什么人参加的会议，为什么在那里召开，与曲阜县有什么关系。只记得我校政史系七四级政治专业一位工农兵学员的发言，引起了麻烦。

1970年6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那位学员在发言中明确地提出：“要我们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就得给我们权”。这是整个发言的要害所在。

王路宾同志听了这个发言很生气，对我说：“政史系那个学生的发言是错误的，公然在大会上向党委要权，这怎么能行呢？”他激动起来了。“这个发言，影响很不好。你得处分他”。我说：“先了解一下情况吧”。

我与那位学员同在兖州学大寨工作队，相处了7个月，对他多有了解。我认为，他是一个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学生。至于他在孔庙庭院里的发言，事先我并不知道。

我问他，为什么有那样一个发言，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拿来一个笔记本，指着“学员委员会”开会的一次记录给我看。原来，他的发言是驻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的一位负责人直接安排的。因为他是“曲阜师范学院工农兵学员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所以，他的发言是代表“学员委员会”的。发言的主导思想和内容，也是“工宣队”负责人交代的。

我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向王路宾同志作了汇报。他说：“既然弄清楚了，那就不能处分了。不过，也得跟他好好谈谈。他要接受教训，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向组织反映嘛。不能动不动就要权，那不又乱套了吗？”

王路宾同志非常耿直磊落，也容易激动。但他绝不做无根无据之事，一旦发现自己说的不对，也会马上改正。

在“工宣队”的负责人中，有受“四人帮”所宣扬的那一套影响较深者，在干部的安排使用上，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对教学、工作秩序的维持上，对上级政策、指示的理解上等一些大的问题方面，常常发表一些极左的意见。碍于情面或有什么不便，有的领导有时保持沉默。王路宾同志则不然，每遇这种情况，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力陈自己的认识和意见，有时，甚至发生争论。在“上、管、改”的问题上，也是一个重大的分歧点。想不到“工宣队”的那位负责人竟采取了这一手，借用学生的嘴，来传播自己的意见。既然不是学生的主动所为，王路宾同志也就不再责怪学生了。

九、我不推荐他当系主任

1978年10月，政史系又分为政治、历史两系。在没有健全领导班子前，学校任命了两个党的领导小组，全面主持系的工作。我被任命为历史系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刘世杰、李兆玺两人为小组成员。

1979年3月，学校成立了党委，王路宾同志为书记。不久，他到了历史系我所在的办公室，找我谈话，说党委打算让某教师担任系主任，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根据自己的了解，充分肯定了那位老师的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又讲了他在为人处世方面所显露出的问题，明确地表示这位老师当主任是不合适的。

过了两天，王路宾同志又找我，就那位老师当主任的事，叫我再说说想法。我说，那就安排他当副主任吧，只分管科研，不要管教学。

最终，党委还是任命那位老师当了系主任。

且不说这位老师当了领导干得怎么样。我想说的是，从对他的工作安排上可以看出，王路宾同志在使用干部方面，是很慎重的，他愿意多征求一些意见，尽量多了解一些情况，力求得当。

十、我说了一句至今还后悔的话

1977年放暑假前夕，王路宾同志在西联一教室召开各部、处、系负责人会议，动员开展革命竞赛活动。他说，我校已于6月份向山东师范学院发出了开展革命竞赛的倡议，我校各单位之间也要开展革命竞赛活动。他讲了开展竞赛活动的意义、条件和要求，叫与会者回去研究一下，结合自己单位的情况，拿出实施意见来，然后再开会，正式启动。

竞赛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条。那也是一项共性的硬任务。它要求，在本年底之前，全校的教职员要通读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和《列宁选集》（四卷本）。会后，就通读马列著作的事，我请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主任邹积贵老师，问他在剩下的那几个月里，能否通读完那八卷书。他说：“那是胡扯淡！就是当小说看，也不一定能看完，除非大家什么工作都不干了”。

我又翻看了一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两书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辑的，197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种选集2907页，第二种选集3561页，两书相加，共6468页，有字约487万多。要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在教学和工作之余，去通读完这皇皇八卷大书，确实难乎其难。有了这个底，我不想发言了。

暑假中的一天，学校在北操场（即今之桃李园）南边的林荫道（盖图书馆时将其废除，当年的法桐树还有8株——馆东1株，馆西7株）召开了全院教职员参加的革命竞赛誓师大会。发言者有系里的负责人，也有机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都把读马列著作作为第一条，表态说：从现在起到年底，要组织本单位的教职员通读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和《列宁选集》四卷。除此之外，其他内容就不一样了。如有位领导说，年底前，要组织教师写出多少篇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来，还要办一个年产值多少万元的什么工厂来。如此等等。当年的事实已经无情地证明，那些发言者所说的，几乎全是大话、空话。

我没有发言，也没做发言准备。我想过，只要发言，学马列著作这一条是绕不过去的。怎么说呢？说“通读完”？那是撒谎。只说“组织学习”？那不够味，与会议气氛不协调。避而不谈？舍弃了最关键最核心的一条，那还能叫革命竞赛吗？因此，我拿定主意，会要去参加，但只听不说。

散会时，人们提着自备的小板凳或小马扎，纷纷离场了。

我坐的地方，离王路宾同志坐的地方不远。他看见了我，有所示意。我走了过去。他说：“顺清，开展革命竞赛，你是政史系的，怎么不发言呢？”我说：“想发，但没法发。”他问：“什么意思，怎么没法发？”我解释说，通读马列著作那个事，是没法完成的。他一听，立刻激动了起来，提高了声音，说：“那你也该有个态度！”此时，主持会议的工宣队负责人王师傅已走过来了，我和王路宾的对话，他可能都听到了。他慢悠悠地笑着说：“老张，我看见你鼓了好几鼓，是不是想发言没挨上号啊？”显然，王师傅好心好意，是想调和气氛的。但此时的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极不理智了，一句噎人的话脱口而出：“我连想都没想！”然后，提着马扎子就走了，全然没有顾及他俩的感受。

事后，我后悔了。而且，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后悔。从工作关系上说，他俩是学校领导；从年龄上说，他俩是长辈。我太不尊重领导，太不尊重老人啦！

王路宾同志度量大，肚里能撑船。事后见面，还是那样亲切地招呼：“顺清，干什么去？”就像我从未说过那句混话一样。

十一、他是一位老革命家

来到曲阜师范学院工作的王路宾同志，原本是一位老革命家，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3年9月，他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县一个书香之家。1929年11月，他刚满16岁之时，就在济南参加了革命工作。第二年4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一名年轻的战士。从此，他忠于信仰，意志坚定，不屈不挠，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了终生。

1933年8月，他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并从第二年起负责山东大学党支部工作。1935年，因为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爱国运动，组织成立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开展罢课斗争，被国民党当局拘押入狱。出狱后，为寻找已失去联系的党组织，他曾历尽艰辛，四处辗转。

在曲阜师院工作期间，他曾对人说起过这段历史。他说，因为党内出了叛徒，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已无法找到党组织。后来，听说东北可能有党组织，便先后到了沈阳、哈尔滨等地，但也没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尔后，又沿路乞讨到了北平。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间称“民先”），并在北京大学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后又担任沙滩街道党支部书记。

1936年8月，王路宾又考取了成都国立四川大学生物系，在成都参与发展“民先”组织，成立“民先”四川省总队部，任副总队长。1938年2月，因组织革命文化活动被川大开除后，受党组织委派，到地方开展革命工作。9月，身份暴露，再次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于1939年秋，随董必武同志一行到达延安，在中央社会部工作。

令他难忘的是，在延安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中，他曾同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开过荒。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忆起当时的情景，他总还是那么动情。

1940年，王路宾同志被派往苏联，学习公安工作一年。在曲阜师范学院时，他对人说过，当时，准备从迪化（乌鲁木齐）出国，因国民党盘查很严，他是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钻进苏军的运输机驾驶舱中，才离开迪化，进入苏联境内的。回国后，于1942年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研究组组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路宾同志被派往冀鲁豫边区工作，担任过边区社会部副部长、公安处处长等职。1949年起，任中共平原省委委员，省政府委员，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平原省撤销后，被派到山东，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分局政法委副书记，山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

从其经历中可以看出，王路宾同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家。

十二、把名字写在草帽上的大“右派”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无疑，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因此，1957年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对于身为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的王路宾同志来说，正处盛年，是大展身手之际。毛泽东主席到济南视察时，他还有幸作过陪同。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厄运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在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和此后的反右派斗争中，竟被划为右派分子，关进监狱。之后，又同济南市其他戴着右派帽子的人一起，被押到济南南部的山区中，在一处林场里劳动改造。

在那里劳改的右派中，有大、中、小学教师，有文学艺术界及卫生界的作家、画家、演员、医生，有党政机关的大小干部等。王路宾是行政级别最高的，是最大的右派分子。有认识他的，也有不认识的。认识他的是极个别的，只闻其名而不识其人的是绝大多数。不论是干活还是吃饭时，或是其他时候，人群中总有相互打听的：哪个是王路宾。心胸坦荡的王路宾，感到了人们对他的关注，与其叫人打听，不如来个明白痛快的。于是，他把“王路宾”三个字写在草帽上，戴着它，去劳动，去参加学习，去接爱训话。王路宾的草帽吸引了各种异样的目光。

1962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省里为王路宾同志甄别，决定为其摘掉右派帽子。宣布决定之后，问他有什么想法。他没有说感谢之类的话语，而是说了一些令听者不快的话。他说，自己从来就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怎么成了右派呢？右派帽子，那是别人给戴上的，你们要摘就摘去吧。”

这是就王路宾，这就是那个一身正气，敢讲心里话的王路宾。

十三、“文革”中，他成了“反党集团”头目

1965年，中共山东省委撤销了将王路宾同志划为右派分子的错误结论，恢复了党籍和行政级别。但时过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厄运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1967年2月3日，在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授意和支持下，在青岛大肆进行造反活动的副市长王效禹窜到济南，篡夺了山东省的党政领导大权，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成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中央指示，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有干部参加。王效禹认为，王路宾身有冤案，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如果把他拉进革委会里，他可能会寻机对省委反戈一击。这样，就有利于巩固自己省革委会主任的地位。于是，就把王路宾结合到省革命委员会里，安排为常委。

但是，历史很快地证明，王效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王路宾不是他想象的那种人。

王路宾同志是个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绝不随波逐流，绝不说违心话的人。在如何认识省委的工作，如何对待省委的领导人，如何面对和处理革委会工作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等诸多方面，二王之间常常出现分歧，发生争论。王效禹这位资产阶级政客，容不下王路宾了。于是，就给王路宾扣上一顶“反党集团”头目的帽子，关进了监狱。

1975年，中共山东省委为王路宾同志平反，并安排到曲阜师范学院工作。

我曾听王路宾同志说过这样的话：做人要老实，要有骨气。即使身陷囹圄，面对威逼，也不能胡说八道，不能失去人格，不能出卖灵魂。这是做人的根本。他说了一个人（一个在当时的山东，也是很有名气的人物），就不老实。不老实，终究是要吃亏的。看得出，他很鄙视那个人。

十四、“革命路上迈大步”

王路宾同志的政治生涯，坎坷不平，几经磨难。

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我听王路宾同志说过，经过整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折腾，自己“就像小老鼠掉到面缸里，等到爬出来，也就白毛了。”回首那些在坐牢和劳改中流失的岁月，他深感痛惜。到曲阜师范学院工作时，他已经整整62周岁了。

他非常珍惜这等待多年的工作机会，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一心想大干一场。他常说的那句“革命路上迈大步”的话，就是这种真情的自然流露，真实地反映了他热爱工作、渴望工作的热切心情，反映了他奋力向前、积极进取的可贵精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力图这样干的。

1979年11月，他66岁时又奉调进京，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和常务副校长。同在曲阜师范学院一样，他工作雷厉风行，富于创新精神，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关心人才，爱护人才，善用人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为北京大学的干部队伍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积极参与北京大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为北京大学的团结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王路宾同志应邀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邀检查员。1984年退居二线，任北京大学顾问。

1990年，王路宾同志离休后，依然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关心着我国的教育事业。他创办了北京建设大学，亲任校长。《联合日报》2002年10月11日登载的《历尽沧桑，痴情不改的王路宾》一文中说，王路宾“带着饭盒坐着公共汽车四处筹款。在财力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把一处四合院改装扩建，又聘请了许多教育名家任教，把这所民办大学办得很成功。当建设大学走向正规化之后，他把学校交给了国家”。这种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鞠躬尽瘁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值得学习。

王路宾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磊落，敢讲真话。他做到了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忠心耿耿为国为民。他被误解过，被冤屈过，但他能以平静的心态，回首走过的风雨历程。

他为何能如此这般？他曾经说过：“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我们的党永远是赤子之心，永远血浓于水”。这就是答案，这就是忠于党、热爱党，追求真理，为理想奋斗终生的那个真实的王路宾。

2003年11月7日，王路宾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他在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曾庆红、王乐泉、贺国强、罗豪才、姜春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受学校领导的委派，我和李金山（原学校纪委书记）、王文西（离退休工作处处长）三人赶往北京，参加了王路宾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

                                  （2014年5月25日）

 (作者，曲阜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