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厚兰“讨孔”的一些事

张顺清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的女学生谭厚兰，以“讨孔”总指挥的身份来到曲阜，掀起了一场疯狂的“讨孔”运动，使曲阜众多的文物古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其时，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因为可以免票乘火车，便有大批学生走出了校门，出现了全国性的红卫兵（“红卫兵”是遍及全国的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名称。最早于1966年5月下旬在北京出现，其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大串联，学校已无正常工作可做。就是在此情势之下，我得以目睹了谭厚兰一伙砸碑、开大会、挖坟掘墓等“讨孔”的种种罪恶行径。

一、成立“讨孔联络站”

1966年11月9日，谭厚兰率领着北京师大在天安门广场宣誓要“打倒孔家店”的200余名红卫兵，千里迢迢，到达曲阜，受到了曲阜师范学院、山东水力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的热烈欢迎。

谭厚兰，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当时流行于大江南北的红卫兵装——草绿色的军式衣裤，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她的脸面表情，常常是凝重的，好像时时处处都为着透出自己的威严似的。

谭厚兰深知，她要在曲阜“讨孔”，是必须得到曲阜当地人、当地组织的认可、支持和参与的。否则，就会势孤力单，甚至寸步难行，无法成其事。因此，她到曲阜后，首先联合当地的大、中学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有时，他们也把“捣毁”说作“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行文，简称“讨孔联络站”）。不用说，谭厚兰是当然的第一领导人。

在北京，谭厚兰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并称为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而今，在曲阜，她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统领曲阜等地的红卫兵组织和其他人员，恣意妄为了。

别一方面，首都的“学生领袖”之一这个在谭厚兰身上闪闪有光的称谓，对于京城之外的红卫兵和一些人来说，又有着很强的诱惑性和吸纳力。因此，曲阜各界的某些人和某些大小红卫兵组织，大都愿意依附于她，听其调遣，任其驱使，期待着在其麾下有所作为。

“讨孔联络站”的成立，使谭厚兰有了出面指挥“讨孔”的名份和力量，使曲阜的一些“讨孔”组织和人员有了归属和领袖。就这样，京城内外一些“讨孔”的邪恶力量纠合在一起了。一时之间，犹如凶猛的浊浪，在古老的曲阜大地上翻滚着。

二、召开“讨孔”誓师大会

在谭厚兰来曲阜之前，当地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有一些“讨孔”活动，但那只是些小动作。他们最大的闹腾，也就是1966年8月下旬那些时日，几百名红卫兵跑到孔府门前，唱唱歌，呼呼口号，张贴几张“打倒孔老二”，“捣毁孔家店”的大字标语。他们甚至连孔府的大门也进不去。

谭厚兰到曲阜之后，形势大变了。

11月15日，上午，孔府门前。

在这里，聚集着北京师大和曲阜大、中、小学的部分红卫兵，以及来曲阜串联的全国各地的一些红卫兵，还有当地的一些有组织和无组织的民众。据《济宁拨乱反正》（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一书记载，共有“2000余人”。

在这里，“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

在这里，红卫兵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告全国人民书》等文告，公然诬蔑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在曲阜“三孔”等处所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是“讨孔”的绊脚石。他们挥动大铁锤，将国务院立在孔府大门西侧的石碑砸毁了。

随后，他们又将国务院立在孔庙、孔林和鲁国故城等处的石碑也统统砸毁了。

砸了碑，对谭厚兰来说，就是搬掉了“讨孔”的绊脚石，并第一次成功地行使了“讨孔”总指挥的职权，展现了自己的权威。从此，她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而对于当地的红卫兵来说，好似第一次上阵的战士所经受的战斗洗礼。在敢想敢干的北京师大红卫兵面前，他们感到自愧不如，甘拜下风，而另一方面，眼见了北京师大红卫兵的作为，他们不仅增强了胆气，并认识和找到了释放“讨孔”能量的方向和处所。从这个意义上说，砸碑也为日后北京师大红卫兵撤回北京，由当地红卫兵全面接手“讨孔联络站”的事体，继续“讨孔”，开始做着人材上的准备了。

三、十万人的“讨孔”大会

1966年11月28日和29日，在曲阜师范学院的操场上，“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

参加大会的，除了曲阜师院及其附中、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各校的红卫兵之外，还有曲阜县各人民公社调集来的大批农民和从工厂抽调的工人，共约十万人。

谭厚兰的讲话和代表发言如出一辙，都是诬说孔子思想反动、“孔家店”有罪，并指责中共曲阜县委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某些领导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尊孔复古，保护“孔家店”，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应该公开检讨，向人民请罪，向毛主席请罪。谭厚兰和发言的代表都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最后，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四、“孔子”游街

“讨孔”大会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拉着孔子像游街示众。

大会期间，红卫兵就把孔庙大成殿里的孔子塑像头放到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正前面了。高大的头像上，还戴着一顶高帽子，上写着“头号大坏蛋孔老二”。

有关资料记载，此像塑于清代雍正八年（公无1731年）。像体为坐姿，在一个巨大的雕龙贴金神龛之内。其高九尺六寸，腰大十围，头戴十二旒之冕，身着十二章之服，手捧镇圭于胸前，表现了孔子“温而厉、威而猛、恭而安”的神态。

当年，孔子出行周游列国时，坐的是牛拉车。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步入冥界2445年之时，其泥巴塑像竟能乘着国产的大汽车，四处去风光。而且，这次陪着他的头像游街串巷的，也不再是颜回、子贡、子路等众弟子了，而是二十世纪研究其思想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余修（山东省副省长）、周予同（复旦大学教授）、严北溟（复旦大学教授）、高赞非（曲阜师范学院首任院长）等。他们都是1962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的出席者。现在，他们被红卫兵揪来，脖子上挂着姓名划有红“×”的大牌子，荣幸地作为孔子的“孝子贤孙”，同车陪着孔子像游街示众。

不能不说的是，周予同是拖着病体之身从上海来曲阜作陪的。他的学生孙言诚先生在其文章《复旦“二周”：周谷城、周予同》中写道：“周予同有心脏病，上课都要按时吃药。文革中因病重瘫痪了，就这样还被拉到曲阜批斗。由于腿脚不便，批斗后掉进一条沟里爬不起来，没有人去拉他一把。最后，还是一同挨批的严北溟先生从沟里把他扶了起来。我不能想象心目中那样儒雅的周先生，怎样爬上了那条屈辱的沟坎”（《历史学家茶座》第七辑）。

汽车出曲阜师院南大门，折而向东，在曲阜城内的古老街道上，缓缓地行进。车后，还有大批红卫兵，列队随行。开道的宣传车上安着高音大喇叭，一路响个不停。不是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孔老二”之类的口号，就是介绍陪游的“牛鬼蛇神”。街道两边，站立着许多怀有不同心态的观看者，他们多是当地的民众。

游街完毕，汽车开到孔林墙外西南角。那里，在一条小沟底，正焚烧着从孔庙、孔府等处拉来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各种匾额文物，大火熊熊。孔子的头像也掀到火海里，接受烧烤去了。

五、开挖孔子墓

与十万人的“讨孔”大会相配合，谭厚兰等人组织的另一个“讨孔”的重大恶行，就是到孔林去扒坟掘墓。大会是务虚，挖坟是务实，虚实并举，策划周密。

挖谁的坟墓？流传的说法是挖前三代和后三代。实际上，挖的是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和孔祥珂、孔令贻后两代的坟墓，并拉倒砸毁了大批石碑、华表等物。

因年代久远，在前三代的墓中，虽下挖了深深的坑穴，但既未见骸骨，也没出土任何文物之类的东西。在后两代衍圣公墓穴和棺椁中，挖出了不少东西。“讨孔联络站”主办的《讨孔战报》1966年11月30日登载：从孔令贻的坟墓中，取出黄金630克、碎银250克，银圆宝1000克，玛瑙玉器等84件。

可以说，谭厚兰指挥挖坟掘墓，干出这伤天害理之事，是奉某些大人物之命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以满足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但随之而来的事实证明，她也打开了一个千百年来平常之人不能触碰的禁区，引发了规模更大的扒坟活动，招致了更大的破坏。

孔令贻墓中出土的金银财宝，对亲眼见过的或虽没见到但听说过的某些人来说，成为一种很大的诱惑，激发了他们试图大发横财的欲望和行动。过去没有想或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过去没想干或不敢干的现在敢干了。“向孔林进军”、“一夜扒架拖拉机”，是孔林周围一些公社生产大队的行动口号和追求目标。还有的学校和单位，到孔林去建了农场，搞生产。

就这样，一场后续的大破坏再次降临孔林了。

曲阜市的统计资料指出：在占地3000亩的孔林里，10万余座坟墓，被挖了2000余座；42000多株树木，伐了万余株；4000多通墓碑，被拉倒的近千块。

实际上，扒坟之事并不限于孔林。曲阜境内的孟母林、梁公林、少昊陵、东西颜林等，都遭到严重破坏。

《游读曲阜》（泰山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说，曲阜城东的西颜林是颜氏家族的一处大型墓葬区，占地面积190000平方米，因葬有晋唐以来的颜氏侍郎13人，故称“颜侍郎林”（简称“侍郎林”）。林区中有柏、楷等古树1770余株，碑刻300余通。“文革”期间，“平墓毁林，使整个墓区荡然无存”。

六、“讨孔”，有报又有歌

为“讨孔”，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井岗山兵团创办了《讨孔战报》，编写了“讨孔”歌曲。

《讨孔战报》的创刊号是1966年11月10日出版的，其主要内容是：

1、发刊词——捣毁孔家店，彻底闹革命，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2、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

3、告全国革命人民书

4、井岗山红卫兵战士满怀革命豪情在天安门宣誓

5、捣毁孔家店（歌曲）

谭厚兰来到曲阜之后，便指派北京师大的红卫兵宣传队，在城区，在农村，频繁地去演唱“讨孔”歌曲，吸引民众，制造“讨孔”舆论。

这里，暂且略去歌的曲谱，将其词抄录出来，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其词是：

孔家店阎王殿，血债累累罪恶滔天。

文化革命战鼓响，孔家店的末日在今天！

捣毁孔家店，砸烂孔家店！

孔老二大坏蛋，反动透顶阴魂不散。

毛泽东思想红旗飘，孔老二的末日在眼前！

打倒孔老二，火烧孔老二！

向“四旧”势力齐开战，齐开战！

1966年11月14日，《讨孔战报》第二期出版。从该期起，其主办单位改为“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也就是从此期开始，曲阜师院等学校便有师生参与了战报的采写、编辑、印发等具体工作，直到终了。

1967年8月底，《讨孔战报》停刊，至此，历时10个月的战报，共出版了23期。

七、谭厚兰的背后

谭厚兰，一个在读的京城大学生，带着几百红卫兵，就公然敢明目张胆地把国务院保护“三孔”等重点文物单位的石碑砸毁，大张旗鼓地进行“讨孔”活动，左右横行，把曲阜搞了个地覆天翻。

谭厚兰，一个在社会上无职无位的女孩子，竟然能够呼风唤雨，可以随意把人揪来批斗游街，可以打乱地方政府的工作部署，甚至逼使地方领导人违心地表态，支持其罪恶行动。

谭厚兰，哪来如此的包天大胆？哪来如此搅天动地的权力？

其实，人们大都清楚，谭厚兰有恃无恐的曲阜之行，是大有来头的。其背后肯定有人，有身居高位、手握大权重权的大人物在指使着她、支持着她。

这个人就是能够左右“文革”局势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对此，谭厚兰及其同伴也从不隐瞒。他们多次讲过，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他们的。而且，就在他们刚到曲阜没几天，陈伯达就发来了“孔像可拉，孔墓可挖”等内容的电报指示。

因此，谭厚兰来到曲阜之后，目标明确，行动果决，邪气十足，狂妄至极。

那时，陈伯达正是炙手可热之人。在不明就里之时，谁个敢贸然拂其意，又有谁个能够阻挡得了！

八、她会遗臭万年吗

而今，在周公庙第三进院落的达孝门洞西侧，装置着一块谭厚兰“讨孔”时被砸毁的碑石。碑的正面朝北，其上的文字显示，那原是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公布曲阜鲁国故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石碑缺损了右上角。被砸去的是第一行的“位”字和“单”字的右上角、第二行的“城”字和“故”字的右上角。1981修缮周公庙时，在此残碑的背面加刻了李予昂的诗，并将其移置于此。

李予昂，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等职。碑上的刻文记载，1980年5月中旬，他陪客人到曲阜访问，见到文物古迹惨遭破坏的景象，“愤慨万分”，遂成诗一首：

万恶四人帮，十年逞逆狂。

少昊像顱碎，鲁故城拆光。

三孔大破毁，周庙受遭殃。

贼罪臭万年，历史诛巨奸。

首凶陈伯达，作伥谭厚兰。

留此残碑在，铁证代代传。

此诗刻在残碑上，真是别有深意。

197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视察曲阜时说：“对破坏文物的首要分子要严惩”，“谭厚兰破坏‘三孔’文物该杀”（见《齐鲁晚报》2014年1月9日“青未了”栏目）。

谭厚兰领受了将令，挥舞着尚方宝剑，疯狂地“讨孔”，大肆毁坏文物，给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文革”后，曲阜的文物保护单位，由原来的338处锐减为87处。

谭厚兰有罪，有大罪，的确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另一方面，就谭厚兰个人来说，她也是一个下场悲惨的“文革”殉葬品。1970年6月，有关部门开始清算她的问题。数年后，因患癌病医治无效，还未得享受人生的美好，就过早地离世了。

（作者简介：张顺清，男，1940年11月出生，山东平度人，教授，曾任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现任山东省老教育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