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秋到1970年春，曲阜师范学院（现名曲阜师范大学）部分人员受命“开发孔林”，历时年半左右。本文记下的，就是那年月那些人在那地方做的那些事。

一、“开发孔林”为哪般

1968年10月，曲阜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创建抗大式五·七革命大学的方案》，提出“开发孔林，创办五·七农场”的具体目标。11月，便组织教职员工轮流去“开发孔林”了。

方案中所说的“抗大”，是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在陕北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初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简称。“五·七”，指的是1966年5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起更大的作用。“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在《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文里，公开了信的主要内容。此后，被称之为“五·七”指示。其中，关于教育的内容就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大方向和指导思想。

“五·七”指示就是学校革委会制定方案的理论武器。

孔林，则是为落实“学农”所寻找的一个具体场所。按设想，拟开垦林地1200亩。

孔林，又称“至圣林”，坐落在曲阜城北3华里处。其北里许，便是自东向西流淌的泗水。孔林，它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是国务院1961年3月4日立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怎么能随意“开发”呢？这就不能不说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女学生谭厚兰。

谭厚兰是“文革”时期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1966年11月，她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的指使，率领“北京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来曲阜讨孔，砸了国务院保护文物的石碑，挖了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及后两代衍圣公孔祥珂、孔令贻等人的墓，拉倒了大量碑碣。此后，孔林里的很多古墓被挖，古木被伐。

谭厚兰的破坏行为，打开了一个禁区，使曲师人“开发孔林”成为可能。

从“文革”的进展情况来说，“精减机构”阶段之后，学校要为精减下来的人员寻找一个暂时的安置场所。在孔林里“创办五·七农场”，这批人就有了去处。

二、“开发孔林”，哪些人

哪些人去“开发孔林，创办五·七农场”？以1969年春节为时间界限，前后去的人，其身份是大不一样的。

春节前，轮流去孔林劳动的，也有院革委会成员。无论谁，都不固定，是临时性的。有的人，还可以今天去，明天不去，或者只去半天。午饭回校吃，没有人住在那里。

那时的任务是：开垦已规划的南北两大地块的林地，清理其中的坟墓；建造房舍；打机井。

春节后，情况大变：第一，进林的人按军队上的建制组织了起来，叫农场二连（一连在校内，主要在机械厂劳动），下辖农业排（含一个打井队）和基建排。连、排干部是由院革委直接任命的。连部有连长一人，文书一人；两个排各有排长一人，副排长一人。正副班长是在排长主持下选举产生的。第二，所有人员，吃住都在孔林。这里盖有伙房，配备了炊事员、采购员。两个排的人员，分住在旧有建筑内和新盖的房舍里。只星期六下午收工后方可回校，星期天晚饭前必须返回。假期里，也要有人值班。第三，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除了几个身居管理岗位的造反派之外，其他人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型：被批斗、打倒的对象，如被称为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牛鬼蛇神的人；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人；与掌权的造反派观点对立，被视为眼中钉的异已者和被停止组织生活的共产党员；被精减的干部、教师及其他闲散人员等。总共，约有五、六十人。谁在哪排哪班，是早就分配好了的。另外，还有跟随家长来的十几个孩子，不在编。

有了班排建制，任务分工也就明确了。农业排就是种庄稼的，打井队就是打机井的，基建排就是搞建筑的，炊管人员就是做饭的。另有一名羊倌，放牧着一群羊。

基建排有二十来个人，多是党政等机关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有处长、科长和普通干事、秘书、科员等十几人；另有总务处、机械厂的几名工人。我原是党委组织部的一名干事，因与执掌权力的造反派观点不同，便被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失去了工作机会。而今，又借“开发孔林”之机，被派到了孔林，成为基建排的一员。

基建排有两个班，我是一个班的副班长。名为两个班，实际上常是排长直接指派着，都在一起干活。排长姓王，原是总务处的一名科长。副排长也姓王，是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两人都很厚道，待人宽容，处事民主。因此，在基建排干活心情也还舒畅。

基建排也好，农业排也好，从其人员组成上可以看出，学校革委会制定的方案，虽然高举着“五·七”指示的旗帜，但在实际执行上已经大大变味了，完全背离了“学农”的本意。

三、入住享殿

几十口子大活人，一下子涌进孔林，要在这里长住下去，怎么生活？

吃的，米面和菜蔬是从城区购进的。

喝的，就是刚刚打出的机井，穿过墓葬层，从地下抽出来的水。

住的呢？

农业排的人，大都住在孔子墓区的享殿和子贡庐墓处。

子贡庐墓处，位于孔子墓右前方，为三间面东的砖瓦房。那是明朝嘉靖年间，为纪念子贡为孔子守墓所建。相传，子贡为孔子服三年心丧（即不像孝子那样穿孝服，只在心里默默地哀悼）之后，又独自在墓旁结庐，再守墓三年。现存的房子，系清朝康熙年间重修的。

享殿，在孔子墓前数十米处。是五间比较高大的建筑，砖石结构的墙体，房顶上盖着黄琉璃瓦，殿内有南北两门，可直接穿行。这里是祭祀孔子时排摆香坛、宣读祭文的处所。

1950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曾在享殿前召开抗美援朝军事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到场作了动员报告。

孔林享殿是多功能的。从1969年春天起，它又作了曲师人的宿舍，一年左右。

基建排的人住在“开发孔林”以来突击建造的房舍里。房舍的墙体是用平坟时扒出的墓砖砌壘的。女宿舍和连部办公室也在这座房子里。

四、农场改名了

1969年春末，学校把“五·七农场”改名叫“五·七干校”了。

还是那些人，还是在那里，还是干的那些事，为什么要换名字呢？这是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引领的产物。

1967年，黑龙江省建立革命委员会后，一批造反派进入省直机关，原来的许多干部“失业”了。为了安置那些无事可做的干部，省革委把柳河农场改成“五·七干校”，将他们派去劳动。此后，《人民日报》把“柳河五·七干校”作为机关革命化的一条新路子予以报道。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迅速地刮起了大办“五·七干校”之风。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我校也顺势将在孔林的“五·七农场”更名为“五·七干校”。

农场，干校，虽然名称不一，但其性质和职能是没变的，都是掌了权的造反派安置“下岗”人员、惩罚异已的场所。

五、干活、吃饭都要背语录

“文革”中，广大干部群众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在工作、生活等日常的场合和情况下，都得学习毛主席语录、背诵毛主席语录。开会研究工作之前，先要集体学语录或背语录；登台讲话，要先背一条或几条语录；就是购物、打电话，也要先说语录，否则，对方可以不予理睬。在兖州火车站，告知列车是否正点，也是先播语录，正点就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果播出的语录是“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那就是列车不能正点到达了。

那时，头脑里都要装着若干条毛主席语录，以备应用。

在孔林，自然也不例外。上工干活前和收工前，都要列队背语录，或者唱语录歌，唱其他革命歌曲也行。背也好，唱也好，背什么，唱什么，全由主持人决定。主持人一般选取内容适宜而又比较短的。常背的语录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抓革命，促生产……”；常唱的语录歌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其他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等。

吃饭也是如此。开饭前，必须列队背语录，或唱革命歌曲。不这样，炊事员有权不卖给你饭菜。一般说来，来吃饭的，都是背而不唱。背什么，列好队，无论是谁，都可以领头，只要先说一下，其他人知道背哪一条，就会一致地背起来。开饭语录一般选更短的。常用的有：“要节约闹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

六、学英雄，泪洒林中

1969年夏天，对于“开发孔林”的曲师人来说，是一个向英雄人物学习的季节。这些英雄人物是：孙玉国、杨水才、门合。

孙玉国，辽宁省丹东人，是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反击苏联军队入侵的战斗英雄。毛泽东主席赞扬孙玉国等边防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杨水才是河南省许昌县一个农村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66年12月，为带领家乡人民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他不顾多种疾病缠身，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他的名言是：“小车不倒只管推”。

门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军区的一名干部。1967年9月，他在一农场“支左”时，装置防雹土火箭发生意外，他勇敢地扑上去，壮烈牺牲，掩护了在场人员。1968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向门合同志学习”的命令。

根据学校革委会的安排，各排认真组织了学习。英雄人物的事迹非常感人。在宣读材料的过程中，读者和听者都流下了眼泪。

英雄人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有力地激励着曲师人。为此，基建排还办过墙报，谈体会，表决心。大家表示，学英雄，要见行动，要像英雄人物一样，忠于职守，努力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为人民鞠躬尽瘁。至于置身于“开发孔林”的活动之中，自己的努力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是谁也没有去想的。

七、修筑防空洞

最初，学校给基建排定的任务就是盖机井屋子。谁也没有想到，夏天到来之后，又交给一个新活——建造防空洞。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建防空洞？与3月份的珍宝岛事件有无关系？排长也说不清楚。反正任务已经下达了，叫干就干吧。

建个什么样的防空洞？既无图纸，又无任何口头上的规格要求。这样，就是排长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啦。

排长指挥着，在连部门前不远处，挖了一条南北走向的直沟，深近两米，长约二十米，宽约一米半。然后，在长沟的两边竖立起块块相靠的石板，顶部再东西压上碑石，覆上一层土，就完事大吉了。竣工后，也无人检查验收。

洞里，任何有关设施都没有，进出还得躬身。虽然简陋，但构筑者是以虔诚的态度，认真去干的。

八、夜巡

庄稼一天天长大。眼看着，花生开花结果了，玉米长棒结子了。可期待的收获，给付出诸多汗水和心血的劳动者带来了希望和欢乐。

林中，狗獾很多。它们昼伏夜出，白天在洞里，夜间出来觅食。为了驱赶它们啃食花生和玉米，农业排组织了夜间巡逻，两人一组，一夜两班。

有一次，学校一位原副院长和一年轻人去巡夜。交班后，在返回住处的路上，迷了方向。原本十多分钟的路程，他俩左拐右拐，串来串去，竟然用了三、四个小时。

曲阜有个歇后语，叫做“半夜进孔林——不摸四支”。现在，他俩是“孔林夜巡，不辨东西”。

九、休要欺负孩子

进出孔林，必得经过林前村。村中有个杀猪的，若遇到没有跟随大人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就会说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进行挑逗。即使结伴而行，也难幸免。

有一次，教教育学的赵一民老师骑着自行车返回孔林时，正碰上杀猪人纠缠孩子，便说了几句。杀猪人自以为力大，就冲着赵老师走过去，摆出一个想动手的架式。赵老师曾学过一些拳脚，趁其近身时，点了他的一个穴位。瞬间，他就“哎哟、哎哟”地求饶了。……

从此，他再也不敢对孩子非礼了。

十、狠毒的花斑蚊

林中有种蚊子，专在白天咬人。与常见的家蚊比，它体躯小，黑翅白花，嗅觉灵，动作迅速。闻到人的气味，就会直追上去，一附着人体，马上就叮咬。叮咬时，放出一种毒液，使体质过敏的人起个大疙瘩，硬硬的，痛痒难忍。

在孔林，夜间基本无人进出，只在白天才有人气。与此相适应，这里的蚊子是夜伏昼出。夜间，它潜藏在草丛里或陷露的墓穴中；白天，飞将出来，去寻美味。

在孔林劳动，不管天多热，出多少汗，人们都穿着长裤和长袖衣衫。只有不知情的外来游客，才会有短裤短衫，衣不蔽体的。

跟随家长在林中干活的孩子，有的大便时就拿着扇子，来回搧动，驱赶来袭的饕蚊。

十一、两蛇现身，破解了一个谜

1969年的一个夏日，基建排的人在一座露天的墓底发现一条蛇，皮色微黄，体长米许。人们手持锨、镢等器物，将其打死。时隔不久，在几乎倒地的一墓碑之下，基建排的人又发现一蛇，皮色青青的。好奇而有兴致者，都俯身看了看，但谁也没有引逗它。同上条蛇一样，它也没有攻击人。

据2013年2月7—8日合刊的《生活日报》介绍，蛇的家族种类繁多，全世界有3000种左右，其中毒蛇约650种。最大的蟒蛇身长可达10米，重70多公斤；最小的叫盲蛇，只有10厘米长，才几克重，像条大蚯蚓。还有能放电的、能救火的等不少奇特的种群。我国，有蛇200多种，其中毒蛇40多种。

我们发现的这两条蛇，不知该叫什么名子。看其体貌，可能是同一种群，是在山东常见的普通草蛇。倘在别处，也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因其生活在孔林之中，便在自然生态和文化意义上具有了一种极不寻常的价值了。因为，它们的出现破解了一个长久以来就流传于世的不实之谜。

不知始于何时，社会上一直流传着“孔林无蛇”的说法。不仅口口相传，而且，还有当代公共媒体的加入。

1993年前后，《大众日报》等两三家报刊，都介绍过济南的大明湖之谜和曲阜的孔林之谜，说大明湖的青蛙不叫，孔林里无蛇。

2008年7月22日，奥运圣火在曲阜传递时，电视直播主持人再次在公共媒体上传播了“孔林无蛇”之说。

在众多“三孔”导游讲解员中，也有对游客说“孔林无蛇”的。

大明湖的青蛙究竟叫还是不叫？本人不知道，不能妄说。而对于孔林有无蛇的问题，我和同在基建排劳动的伙伴们，则有了充分的发言权。

现在，曲师人可以郑重而负责任地向世人宣告：孔林有蛇，千真万确！那“孔林无蛇”之说，是错误的，是与事实不符的。

细究起来，在林木蔽日、花草满布、墓塚累累的孔林里，是具备着适于蛇类生存条件的。那里，有蝉、蝴蝶、蜻蜓、蚂蚱、蝈蝈、蟋蟀、螳螂、大马蜂、金龟子等多种昆虫；有麻雀、喜鹊、斑鸠、啄木鸟、猫头鹰、大燕子、“麻姑油子”等鸟类；有田鼠、狗獾、野兔、刺猬、狐狸、黄鼠狼及蝙蝠等哺乳动物；还有青蛙、蜥蜴、壁虎及地下的蛴螬、蝼蛄、蚯蚓等。就是这众多的生灵，为蛇的家族提供了田鼠、青蛙及小鸟等可供果腹的美味，使其安家孔林，繁衍生息成为可能。自然，这里也有其天敌，如狗獾、刺猬。可以看出，在孔林的生物链中，蛇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推想起来，世世代代住在孔林的田、辛等三家林户，极有可能也在林里见过蛇。

十二、孔林里的地瓜大，但有人不敢吃

在孔林期间，农业排种植过的农作物有小麦、玉米、芝麻、花生、地瓜等。

这里，土质好，浇灌及时，管理跟得上，各种作物都长得很好。特别是地瓜，长得出奇的大。好多人都说，“以前从没有见过”。但是，有些人不敢吃，因为它是在林地里长出来的。

十三、蘑菇鸡蛋汤

有人在林中发现一个大蘑菇，因为好奇，便捡了回来。蘑菇状如人头，也大如人头，表皮平滑，白中透灰。

它叫什么名字？有的说，这是“大灰包”。有的说，它叫“马勃”，唐朝文学家韩愈的《进学解》里提到过的：“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多数人则以“大蘑菇”称之。

这东西能不能吃？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有人提议，还是去问问老王吧。

“老王”是谁呢？“老王”是曲阜县林业局的职工，受局里的委派，常年在林中。他的住处，紧挨着曲师人的伙房和一处宿舍。因此，常有人与他拉呱，一起喝茶、吸烟、下象棋。对于林中事，他算是见多识广者。于是，就有几个人，带着大蘑菇，到他那里去了。

在老王那里，去的人喝了蘑菇鸡蛋汤。

十四、出土的茶具沏香茗

领导交代，盖机井屋子所用梁木、门窗、灰瓦和水泥，由学校供给，砌墙体所用砖石，要就地取材。这样，就不得不挖坟掘墓了。

有一次，在一座墓的砖砌脚室里发现了一套陶质茶具，计有：壶一把，杯子四只。谁也没有看看它是哪朝哪代的，谁也没有想想它有什么文物价值，只是当作一个物件取了出来。在场的炊事员老魏看了看，说：“给我吧，我用它沏茶喝。”排长同意了。

收工时，老魏把茶具拿回住处，清洗了一下，就用它沏茶了，替代了原来的搪瓷杯。

此后，经常可以看到，闲暇的时候，老魏和同在基建排的另外两个炊事员老吴、老刘一起品茗、拉呱，用的就是刚出土的那套茶具。

十五、铜镜、扳指哪去了

为了找寻建筑用砖，基建排扒坟时，曾清理出几面铜镜子、几十枚制钱和一只玉扳指等小物件。

当时认为，这不是些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没有及时上缴学校，也没有造册登记，也没有指定专人保管，只是把它们放在住处的一个条编筐子里。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渐渐地，那些出土之物好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似的，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谁去念叨它们、理会它们。然而，当有人再记起它们时，却发现统统都没有了。

是谁把它们拿走了？是一人还是几个？是独自还是合伙？是内部的还是外人？什么时候？是一次还是几次？

丢就丢了。全排的人，谁也没有当回事，没有人问一声哪去了，没有人说该查查，就像压根儿就没有那些东西一样，平静极了。

十六、赵师傅讲说“人蛾子”

初进孔林时听说，有个村的社员去孔林挖墓，在棺材里发现了一只“人蛾子”。他们喜出望外。因为，他们认为，“人蛾子”是个奇异之宝，能治疑难杂症，如食道癌什么的。

“人蛾子”是个什么东西？棺材里怎么会有这玩意儿？它真能治病吗？人们好奇，争相传说，但谁也说不出怎么的来。

基建排的赵师傅，是一位高级泥瓦工，就是曲阜人。他年龄较大，经的事多。他说：以前，曾听人说过“人蛾子”的事，但也没大在意听。不一定能说得准。

据赵师傅介绍，在当地，有把菌类的东西叫做“蛾子”的，“人蛾子”是和人有关的，是在腐朽的棺材板子上长出来的一种菌，其形状、颜色跟木耳差不多。它往往长在棺盖里面对着死者脸的那个部位。为什么呢？可能因为死者体内的水气和腐臭之气能从口、鼻中冒出来，使正对着棺盖的那个部位湿度大一些。

赵师傅说，他也只是听说，更没见过。能不能治病，他也不知道。反正，因为此物极为罕见、稀奇，所以，人们觉得珍贵，便把它当作一个难得的宝物。

十七、非党学生召开党员会

他，外文系1965级的学生。1967年3月，造反派夺了学校党委的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他是革委会的常务委员，并当了一个部的领导。

1969年春，他去孔林，召集在那里劳动的教职工中的共产党员开会，部署建立党支部事宜。最后，他还说：“支部嘛，大家就不要考虑我了。我在总支里有安排。”

一个不容忽视而不能不说的事实是，他自身还不是中共党员。

十八、尴尬的晚餐

夺权前夕，造反的群众组织召开批判“黑党委”的大会。某处一领导人想借机“亮相”，自言有“爆炸性材料”，要求发言。

他很激动。第一句话用的是当时的豪言壮语：“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全场掌声雷动。第二句话更叫人震惊：“今天，我是提着脑袋上来的！”又是全场掌声雷动。此后，他的声音渐弱渐缓，且吞吞吐吐，始终没说出可称之为“爆炸性”的事来。主持人客气地终止了他的发言。从此，他就多了一个名号，叫做“提着脑袋干革命”。

一年多之后，他也被造反派派去“开发孔林”，在农业排干活。

像往常一样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人们陆续返回孔林。要吃晚饭了，尚未被“解放”的学校党委副书记拿出一瓶茅台酒，欲与大伙儿共享。在场的都想品一口，纷纷表示：“尝一尝，尝一尝”，“可得好好地尝尝”。

他，笑吟吟的，满怀期待地凑过去，也想品尝一下茅台酒之香。

不料，副书记举起洒瓶，发话了：“我的这个酒儿，谁都可以喝，就是那个‘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不能喝。”

顿时，气氛陡变。……

十九、取笑不当也翻脸

置身于孔林这个近乎封闭的环境里，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除了几个担任连排干部的造反派，多数人都有种似乎被从曾经热闹温暖的世界里赶出来，抛向一边的感觉，心头茫然，为未来不知如何的出路问题而苦闷、不安。

眼下，人们靠拉呱、讲故事、说笑话，来打发劳动之外那难耐的时光。有时，也讲说男女之事，或者相互取笑，苦中寻乐，排解郁闷。

有位男性中年教师，单身，体魄健壮有力，外号“老种牛”。有段时间，他的活儿就是劈木头。把从林中弄来的枯树锯开，劈成碎块，送交食堂，引火做饭。

一天，上午收工了，某体育教师走到这里，把这位教师作为说笑取乐的对象，因言辞过重，伤了他的自尊心，激起了他的火气。他带着怒气，向着体育教师冲了过去。

体育教师站在原地，不急不躁，等那教师近身时，顺着他的冲劲，用手一拨，他就收不住脚步，往前扑倒了。他爬起来，带着更大的怒气，再冲，再扑倒。如此几下，他不再冲了。……

二十、挖参捡灵芝

有人在林中发现参和灵芝的事儿，很快就传开了。午休时间，就有不少去挖参捡灵芝的。基建排的一位老师去找灵芝时，还被大蚂蜂蜇了额头，痛得龇牙咧嘴。

有参的地方很少，只在二林门内东侧南墙附近有所发现。灵芝的分布比较广，在北部、中部、西部都有发现，尤以明墓区里较多。可能因为那里古树多，野草茂密，很少有人光顾。

参有多种。这里长的是什么参？有的说是土参，有的说是沙参。不管是什么参，趁着它有叶有花容易辨认的时候，基建排的人挖了不少棵。挖回来，就放在宿舍一角，任其干枯死掉。有什么用途？没人说得出。看来，人们的乐趣和满足感只在寻找及挖掘的过程中。

灵芝的命运则不同，因为它有一个好看的形体。初出时，状如人的手指，及大，柱形的茎柄撑起一个似圆又不圆的顶盖，盖面赤褐色或暗紫色，有环纹，放着蜡样光泽，像涂了油彩。它不同于一般的菌类，不腐不朽，保持原样，总是硬硬的。不论存放多久，都可拿来观赏、把玩。不少在“五·七干校”劳动过的人，都有收藏。

有人说，在孔府厅堂内，作为祥瑞之物展示的那株大灵芝，就是在孔林里采捡的。

二一、寂寞林中自找乐

单身是自由的。周末，既可回校也可不回。几位年轻的单身者因为只有一套睡觉的被褥等物件，回校也没法过夜，如无什么事，索性就不回去了。伙房都有值班的炊事员，不用担心吃饭问题。

不回校干什么？或去城里或在林中，变着法儿打发光阴。

作为单身，我的星期天大都是在林中度过的。若有干校“同学”在，便一起拉呱，或漫步林中。而更多的时候因无人作伴，我只能独自一人，怀着难以言表的心绪，无奈地置身在这古木森森、杂草芜曼、墓塚累累、令人生怖的世界里，走东串西，去寻求一点乐趣。

我独自挖过参，捡过灵芝，打过鸟，大墓之前看过碑文。

参和灵芝，原本就不多。一段时间之后，就很难见到了。

打鸟是深秋和初冬所干的。这期间，常有成群的“麻姑油子”（不知动物学上如何命名此种鸟，姑且按我家乡的叫法称之）栖落在可用以雕刻手杖和如意的楷树上，欢欢地叫个不停，像在尽情地交流着什么。初时，我自制了弹弓和泥丸去打它们，中与不中皆得乐。后来，外文系的一位领导拿去了气枪，借给我用。现在想来，不该为了减轻自己的苦闷，而伤害了一些“麻姑油子”的生命。不过，要找个自我原谅的理由也很容易，在那孤寂难挨之时，哪里想得到这些？相比之下，我感到更有兴趣的是去看碑文。这是不受春秋冬夏时令影响的活动，它不仅更能消磨日月，而且还能增广见识。

林里，墓前有石碑者，以明、清两朝为多。明墓集中在西部、西北部，清墓集中在东部、北部。明之前的，因所存碑碣较少，单凭坟堆，是难说准的。

听守林户说，在孔子墓周边，有种“油篓墓”，是秦朝时期的。说是秦始皇规定，如果人活到六十岁还不死，就得活埋。世上，有谁能残忍地活埋自己的亲人？于是，就修了“油篓墓”，让老人住进去，留个洞口，可以送吃的，送用的。还听到一种说法，说是送饭一百天之后，就不管了。

在孔子墓区的东面，有座用砖砌成的拱形墓，地面上露出部分颇似半个油篓，北壁近地处陷出一个大洞。体育教师虞明蔚胆子大，曾带着手电筒，下去探视过。他说，墓室很大，但什么东西也没有，好像已被清理过。人们议论，这座墓不会是秦朝的。如果是，早就彻底塌落了。所谓“油篓墓”，很可能就是这种用砖发券的拱形墓。作为一种墓型，在殡葬史上曾存在过一个时期。扯上秦始皇，那就是编故事了。

在东北部，有孔子第72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宪培的墓。因其元配夫人于氏传为乾隆皇帝之女，墓前有清道光五年（1825年）建造的木雕“鸾音褒德”坊（俗称“于氏坊”），便名气大增。据传，乾隆之女脸上有主灾的黑痣，是为破灾而嫁到孔府的。因有满汉不通婚的规定，便认汉族官员户部尚书于敏中为义父，然后以于敏中女儿的名义出嫁。坊上，有道光皇帝写的祭文。

由此往东不远处，便是《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墓，其西北边有被挖开的洞口。

而今，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写“牧儿打碎龙碑帽”的残景，在孔林再现了，而且，远比那时严重得多。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自己的冥屋也被人凿出盗洞，入室掠取了器物。

看墓碑，我完整地排出了从60代的“承”字辈到77代的“德”字辈，共十八代的孔氏谱系之名。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曲阜时，在孔府前堂楼，曾向在场的曲阜县委书记孔子玉问过“孔子后裔的行辈是怎么排的。”孔作了介绍，背出了从66代到85代的20个辈字，并写了出来。

有关资料介绍，孔氏族人是从45代开始定行辈的，但尚未推行全族。至51代，开始取统一的辈字：元、之、水、思、克。自56代起，全国的孔氏族人采用统一的辈字。

在一些大墓之前，当发现李东阳、严嵩、翁方纲、何绍基、康有为等历史名人题写的碑文时，不禁驻足，多看几眼。

民间有“八百里内不做官”和“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的说法。这从某个角度反映出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异地为官现象。有无明确规定，本文说不清。不过，从孔林里的碑文上却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孔姓的为官者，大都远在他乡，就是一个小知县，也有不少远离本土的，甚至远达云贵地区，去做支边干部。

就这样，东南西北，转来转去，次数多了，时间长了，对围墙15华里、占地3000亩的孔林，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在了解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一种满足和快乐。设若不来“开发孔林”，或虽来“开发孔林”却不是单身人，或虽为“开发孔林”的单身但对林中事无兴趣，哪得此等意外收获。

二二、调去花生欢度元旦

1970年元旦前夕，学校派车拉走了好几麻袋存在连部的花生，说是准备开元旦茶话会用。

种花生的人呢？他们未吃上一粒，谁也没有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元旦放假，大都回校和亲人团聚去了，与花生无缘。留在林中的几个单身者，也没有花生，没有茶话会，冷冷清清，凄凄切切，日子比平常还难过、难熬。

二三、他，倒在“开发孔林”时

他，高赞非，曲师的第一任党政领导人。

1955年6月，他受命出任山东师范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为校长、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1956年6月，学校改名为曲阜师范学院，由济南迁至曲阜。他为院长、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1958年，在整风反右斗争中，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被撤销了职务。1961年下半年起，任教务长。

1966年5月，“文革”一起，他就是受冲击的对象，多次被批斗。还因为参加过1962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谭厚兰来曲阜“讨孔”时而被勒令陪着孔子的塑像游过街。

1968年10月，学校革委会提出“开发孔林，创办五·七农场”后，他也被派到孔林去劳动。一天，他随人通过一段不平的地面时，意外摔倒了，从此不起。不日，就去世了。时为1969年3月29日。他，刚满63岁。

人们议论，假若不派他去“开发孔林”，他会在那时就倒下了吗？

二四、“扒就扒了呗，有么法”

在“开发孔林”的队伍中，有位姓孔的炊事员，“繁”字辈的，是孔子的第74代孙。

此人气量较大，性格开朗，谈吐爽快。因此，人们愿意跟他说话、开玩笑。

有人问他：“你们孔家老祖宗的墓被人扒了，你有啥想法？”好像他早就想过这件事，有点淡然的样子，说：“扒就扒了呗，有么法”。有人是开玩笑还是怎么的，又进一步问他：“如果叫你去扒，你干不干？”老孔不悦了，有点急的样子，说：“你看你，你问的，不是还没叫我去扒嘛。”

二五、挖坟、毁林，也有曲师人

1968年秋冬，在开垦平整南北两大块林地时，清除了一些坟墓。1969年春夏，在建盖三座机井屋子时，又挖过封土塌陷、露出砌砖的墓。这些墓，无人修补，大概年代比较久远。建防空洞的石材，也全是林中之物。

伙房做饭，为解决烧锅引火柴，也伐过枯木。

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曲师人究竟开了多少林地？挖了多少坟墓？拉倒了多少石碑？伐了多少古木？这是说不清楚的。在当时，谁也没有去统计。

曲阜市的有关资料指出，“文革”期间，孔林遭到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孔林，有墓10万余座，被挖2000余座；历代栽植的树木42000余株（不含民国晚期以来的），被毁古树万余株；墓碑4000余通，被拉倒的近千块。

毫无疑问，曲师人的“成绩”，定然也在其中，只是不知占到几多份。曲师人的作为，虽然不同于谭厚兰出于政治目的的挖墓拉碑，不同于农民怀着发财梦而“进军”孔林，但其后果是一样，都是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破坏，都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有一本反映“文革”期间曲阜文物遭劫的书，提及了曲阜师院“向孔林要粮”之事。它指出，曲阜师院在孔林开荒200多亩，伐树500多棵，平坟1000多座，砸毁石碑400多块，拆掉古建筑厅殿9间，就地伐树建房41间，还随意砍树做饭、取暖。

这些数字是如何得来的，和曲阜市的统计是否吻合，我们不得而知。现将其记录于此，以备参考。

二六、“他们反映的情况是客观的”

夏天到了。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山东的政治气候开始变化了。从济南寄来的传单中看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受批判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得志”了。“山东大地坑连坑，黄河两岸铁壶声”（王效禹，麻脸；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原是打造铁壶的）的顺口溜，已在社会上到处流传了。在黄河两岸，在山东大地，谁都敢公开以“王二麻子”来称呼王效禹了。

孔林“五·七干校”的人大都有些高兴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的命运如何，也是受王效禹的政治前途影响的。自然，就整个学校来说，不高兴的，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的，也是大有人在的。

不久，听说进驻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照上级的部署，正在采取措施，协助院革命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和“十条”。

此期间，孔林“五·七干校”中一些关心学校局势的人也自发地行动了起来。他们凑在一起开了几次座谈会。大家叫我记录，把曲师“文革”的一些有关情况汇集起来，形成书面材料，托人转给工人、解放军宣传队。

几天后，从学校传出了反馈信息，说是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孙光才政委看了那份材料，给予了肯定。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孔林劳动的同志整理了一份材料，我看他们反映的情况是客观的。”

应当说，向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如实地反映情况，这也算是孔林“五·七干校”的同志在落实“批示”和“十条”，解决学校所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二七、“你们还没呆够吗”

1970年元旦前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和院革命委员会在落实中央的“批示”和“十条”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对院革命委员会进行调整充实，增补了几名原来的中层领导干部。同时，让在机关部门工作的那些学生回到了系科。

这时，根据落实政策的需要和工作安排，学校陆续从孔林往回撤人了。我们三、四个原在党委、团委等机关部门工作的年轻干部接到回校通知后，提出了要求，指名要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来孔林，给个说法，弄个是非，借以出出肚子里的窝囊气。

此时的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原是党委的一个部长。“文革”前，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还是不错的。谁能想得到，他执掌大权之后，非得把我们发配孔林不可呢？“文革”中有句话，叫做“亲不亲，路线上分”。如此看来，还果真是那么回事。

主要负责人没出面，倒是刚补台进入院革委会、担任常委的张明同志到了孔林。他似乎猜透了我们的心思，见面就说。大体意思是：听说你们提了要求，想找这个找那个？找什么找？拿什么架？这点委屈就受不了啦？谁给你说清楚？你们还没呆够吗？什么也不要说了，赶快收拾收拾，先回去上班吧。

张明同志原是院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文革”中多次受到造反派的批判冲击，并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他的话，虽只三言两语，但在我们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我们老老实实地回校了，也没有再提什么要求。

                      (作者，曲阜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