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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来说说陶愚川先生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 2017-06-14

陶愚川教授,在我校风雨兼程六十多年的发展史上,是一位独占三个“唯一”的人。其一,他是学校党委作决定,“要求党内党外、领导群众、教师学生都要学习的唯一的一人。其二,在建校六十年校庆大会上的校长讲话中,他是唯一受到缅怀的教授。其三,这第三个唯一,虽未成真,但已有舆论出现。六十年校庆大会之前,曾有离退休老同志议论,认为应为两位已故曲园人树立雕像,一位是首任校长高赞非同志,另一位便是教育学教授陶愚川先生。在一些老曲园人心中,若为教师塑像,陶愚川就是唯一人选。

三个“唯一”,定格了陶愚川先生在曲园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他是一位有着奇光异彩,值得为之大加点赞的学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强调抓阶级斗争之时,陶愚川成了被怀疑的敌特对象,活动受到了监视。依据就是他于193810月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回国后即赴重庆,“在国民党教育部任职”(陶愚川«留日、留美杂忆»)。1950年又去香港,向其父和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的大哥陶百川寻求经济资助。虽然不久就返回了大陆,但此行被怀疑是去领受政治任务。有人更猜疑,他带回了一架发报机,放在孔林中的一座古墓里。

外语系教授许汝民对我说过,当年,系里曾安排他暗中监视陶愚川。一个星期天,陶离校外出,沿着岚兖公路,径直西行,走到了兖州县。许在公路下,尾随其后,悄悄地跟着。既不能让陶察觉,又不能跟丢。在兖州火车站附近,陶进了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碗大米饭和一碗鸡蛋汤,就返回学校。去来60华里之遥,就为了吃一顿南方人喜欢的米饭。

“文革”前期,陶先生和俄语教授廖世喻合住在一间平房里。房间很小,大概有10来个平方米吧。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随后,一些老教师成为冲击对象。陶、廖都是挨批挨斗的“牛鬼蛇神”。一天,外语系的几个学生来闹腾。他们在房间外门上方的砖墙上,贴了在白纸上写着“ 鳖窝 ”两个大字的横批,又在门两边贴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然后,命令陶、廖每人都大声念一遍。陶先生不紧张、不羞涩,淡定自然地念了一遍。廖先生江南某地的口音较重,因把“窝 ”念成“kuò,受到了呵斥。

作为“牛鬼蛇神”,陶先生被打入劳改队。派给他的活儿,是去校园菜地侍弄大粪,就是把成堆的粪便扒开晒干,再捣碎堆起来。就在干这个最脏的活路期间,不知谁人出了一个坏主意:不准陶吃馒头和菜蔬,一顿饭只准他吃一个地瓜面窝窝头和一小块豆腐干,而且,还不准和其他职工一起在食堂餐桌上吃。那怎么办?陶遵命蹲靠在食堂外的墙根下,窝窝头和豆腐干分别放在两脚背上,不管是咬什么,咬完后仍放到脚背上,直到吃完。见者有不同的议论。有的说他怪,不讲卫生;有的说,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有的说,这是“有意丑化社会主义”。究其实,可以这样说,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不是陶愚川先生,而是那个丧失人道、出此主意的无良造反者。

七十年代后期,中断多年的科学技术人员职称晋升工作恢复了。因为晋升职称要考外语,外语系应当地驻军单位要求,曾向曲阜的“一四二”医院和“八三八”仓库、兖州的“九一”医院、泰安的“九0医院等单位派去教师,举办培训班,帮助有关人员学习外语。

当时,陶先生被派到了“九一医院。培训班结业时,我和系主任陈雅民同志应邀出席了结业典礼,并受到了宴请。开宴前,我问陶老师酒量如何。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不要忘记我是绍兴人”。我说“明白了”。我知道,绍兴是出好酒的地方,“状元红”、“花雕”就是那里的名酒。

陶先生在接受了主人的一次敬酒之后,就全然不理会酒桌上的那套程式,便不言不语,独自吃了起来。好像只他一个人似的,任凭他人说东道西,从不插言。只在医院领导肯定他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和良好的教学效果,一再表示感谢时,他才回了三个字:“应该的”。有个军医说,陶先生掉了几颗牙,他们几次提议为其免费修补,都被谢绝了。此时,陶先生依然不说话,好像军医说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事后,我问过陶先生,在“九一”期间,正好有机会补牙,为什么不同意呢?他做了简短的回答:“那是自然现象,勿需补的。”

校内广泛地流传着,说陶先生的衣裤从来不洗,一件一件的摞在那里,依次从底下抽着穿。其实,身为知识分子而不洗衣者,并非陶先生一人。我上高中时,有位教物理课的张老师,就不洗衣服,下雨的时候便把衣服拿到屋外,搭在铁条上,任雨冲刷。口中还念念有词,说:“让大自然去做工,为小民造福吧。”

陶愚川先生有着很强的记忆力。“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外语系所在的教学楼的楼道两边墙壁上,满是大字报。其中,也有不少涉及陶愚川的。于是,就有“红卫兵”勒令陶去看关于他的大字报,还要考问,检查他是否看来。这就不得不看了,陶先生拿着一本32开的油光纸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头,在楼道里走着,看着。偶尔,在本上记几个字。就这样,楼上楼下看一遍,就把揭批他的大字报内容装进了脑子,任凭怎么考问,都能过得了关了。

有一次,在外语系教学楼前,我遇到了陶愚川先生。他手里还拿着他惯用的那种小笔记本,我停下来,主动打了招呼,问他去干什么来,他说去图书馆查找资料。出于好奇,我说想看看他的笔记本。他虽然说了句“你看不懂的”,但还是让我看了。我随意翻了几页,里面用铅笔记下的不是连贯的文字,而是一些似乎不相关的字或词什么的。我确实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他是去核实记忆中的一些资料,是否记得准确。

1981年,学校调整了部分教职工宿舍,外语系老教师庄上峰先生入住了新建的6号宿舍楼,我几次去看望过他。他对我说,在外语系的几位老教师中,他最佩服敬重的是陶愚川先生。他说,陶不仅品行好,而且学问也好。他讲了“文革”中他和陶被打入“牛鬼蛇神”队伍,去劳动改造的一些事。有一次,劳动中间休息时,陶请庄随便说个字,他就能背一首里面有这个字的唐诗。庄说了几个字,果然如此。他很敬佩陶先生对唐诗的熟知程度和强记能力,说“不服不行”。

从陶愚川先生所写的«留日、留美杂忆»中得知,他于1912年7月生于浙江绍兴。1930年8月至1934年7月,在上海大厦大学教育学院学习。1934年11月,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教育、哲学及教育史1936年秋,又到了美国,“入密歇根大学学习西洋教育史”。1938年10月回国。

陶先生终身未婚。传说,年轻时,他曾有一位恋人,二人情深意笃。不料,未及步入婚姻殿堂,恋人便去了天国。陶先生悲痛不己。从此,便独身一人,孤苦艰难地生活着。

陶先生人生旅途的后几年是在泰山疗养院度过的。我在党委工作期间,曾几次去泰疗看望过他。泰疗的工作人员,不论是大夫还是护士,对他的反映都很好,说他谦恭礼貌,尊重人,服从治疗,从不额外给人添加麻烦。他和照顾护理他的那个小青年相处得也很好,还找机会耐心地教小青年学习英语。

在泰疗,陶先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单身,但我不是独身主义者。我深知,单身是很苦的。”这大概就是他久藏心底的人生感悟吧。对其苦,苦在何处,苦到什么程度,非单身者是无法想象的。  

1998年,陶愚川先生在泰山疗养院去世,享年86岁。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都去了泰安殡仪馆,向陶先生的遗体三鞠躬,作最后的告别。现职的书记和校长,同去百里之外,出席一位教学人员的遗体告别仪式,这在曲园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陶愚川先生是第一个享如此哀荣的人。

(作者,曲阜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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